延齡在何許？”），卻又在降清後從事反清活動，力圖在傳統道德觀上重建自己的人生價值。這種進退維谷、反覆無常的尷尬狀態，不僅給自己造成心理的苦澀，而且既為明朝遺民所斥責，又為清朝皇帝所憎厭。在他身上，反映了明清之際一些文士人生態度的矛盾。
但拋開政治上的取捨變化來看，錢謙益思想中核心的東西還是前後一致的，而這與他的文學觀念有最直接最重要的關聯，即他對於明中期以來的新思潮採取否定的態度。他認為，晚明文風的問題首先是學風的問題，由於“百年以來學問之繆種浸淫於世運、燻結於人心”，才導致“近代之文章，河決魚爛，敗壞而不可救”（《賴古堂文選序》）。而挽救的辦法，是“建立通經汲古之說，以排擊俗學”（《答山陰徐伯調書》）。表現在詩學中，他雖然接受晚明以來重視“性靈”的立場，卻又提出重“學問”的要求，講究“學殖之所醞釀”（《湯義仍先生文集序》），主張“萌拆於人心，蟄啟於世運，而茁長於學問”（《題杜蒼略自評詩文》）。而所謂“學問”，又首先是“經之以經史”（《周孝逸文稿序》）。這些思想，與稍後的顧炎武基本一致，或者應該說，顧炎武大有可能是受了他的影響。前人往往因為錢、顧二人在政治上受到不同評價，而忽視了這一點。
錢謙益編有廣羅明代詩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