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者的修養（見其《壯悔堂記》），在為文上從“春花爛熳”轉向講求“唐宋以來之矩矱”，這實在不僅僅是由於年齡增長、多歷變故而趨向平穩，而是順應了時代的變化，意圖在新的社會環境中獲得新的立足點。
不過，一種文學好尚的完全改變也是很困難的。侯方域後期的散文雖向“古文”傳統靠攏，但要說“原本六經”還是不夠。他的作品以人物傳記類較為出色，較多取法於司馬遷、韓愈的活躍的筆法，也講求辭采之美。《與任王谷論文書》雲：“當其閒漫纖碎處，反宜動色而陳，鑿鑿娓娓，使讀者見其關係，尋繹不倦。”可見他很注意文章的生動感人。以《賈生傳》一節為例：
宋俗上元夜張燈飲酒，賈生率其徒服尨衣駕鹿車疾馳百餘里，漏下三鼓，抵睢陽。司馬氏者，睢陽巨族也，張銀瓢容酒數鬥，約能勝飲者持瓢去，群少皆醉臥窘甚。
賈生忽叱吒登階，舉滿一飲，即擲瓢付奴持之，不通姓名，坐賓駭散。
文中以生動的細節描寫刻畫出賈生（即作者的密友賈開宗）的豪俠之氣。另外，《馬伶傳》寫伶人馬錦為演好“奸相”嚴嵩，遂入當朝宰相顧秉謙府為僕三年，藝大進，實是譏刺顧秉謙，卻只從馬伶學藝來寫，文筆頗巧妙。至於為《桃花扇》所取材的《李姬傳》，雖然有名，卻寫得不生動。
侯方域的後期文章主要源於唐宋古文的傳統，但在清初，“古文”因受理學的影響正向更“雅正”也是更斂束性情的方向發展，所以它仍遭到很多批評，如同時齊名的汪琬即指斥侯氏“以小說為古文辭”（《跋王於一遺集》）。
魏禧（1624—1681）字冰叔，江西寧都人。與兄際瑞、弟禮合稱“寧都三魏”。他對文章強調“積理”、“練識”，以合於實用。魏氏無甚文才，好發議論，文章沒有什麼趣味。他入清不仕，喜表彰抗清的志節之士，如《江天一傳》、《高士汪渢傳》等，寫俠士的《大鐵椎傳》也暗寓了反清之志。由於重在表達作者的政治態度，這些傳記中的人物大抵有事蹟而無個性。另外，魏禧集中有不少文章好談奇異之事，議論駁雜，這也是招致四庫館臣不滿的原因。汪琬（1624—1691）字苕文，長洲《今江蘇蘇州》人，順治進士，康熙時為翰林院編修。康熙帝曾稱讚他說：“嘗與近臣論本朝文學砥行之儒，首稱數先生。”（李元度《國朝先正事略》）他的文章力求雅正，結構嚴謹而文字樸實。因為合於“道”又合於皇帝的喜好，在當時負有盛名。
清初三家，雖說接跡唐宋載道之文的傳統，但侯、魏的文章，仍有明人使才好奇的餘習；汪琬雖說比較雅正，但除了重複前人的主張，也沒有新的理論。隨著清王朝統治的穩定和思想控制的深化，適應這一“盛世”的需要，由方苞提出以程朱理學為核心，以《左傳》、《史記》等先秦兩漢散文及唐宋八家古文為正統，以服務於當代政治為目的，在文章體格和作法上又有細緻講求的系統化的古文理論，並以具體的作品與之配合。因為方苞和接續其理論主張的劉大櫆、姚鼐都是安徽桐城人，所以有“桐城派”之稱。在姚鼐的努力下，“桐城派”成為全國性的和影響最廣泛的宗派，其影響一直延續到民國。
唐宋古文的傳統，在明固已不振，在清更無進一步發展的可能。因為在政治與思想文化專制高度強化的情況下，以衛道自命的文人其實不過以此表現對統治力量的積極依附，而不可能真正具有以“道統”自任的信心，也更難以在“載道”文學的旗幟下發揮個人的才性（清後期的“古文”處於變化中，當另作別論）。另一方面，自元明以來背離或疏遠正統思想的文學已有很大發展，越來越缺乏生氣的“古文”與之相比尤其顯得蒼白。所以，桐城派雖然影響很大，其實只是統治力量和傳統勢力在文學領域的陰影，本身並不具有活躍的生命力。雖然它的理論和創作也稍有可取的部分，但沒有多少真正值得稱述的成就。只是它作為一種重大的存在，不能不給予重視。
方苞（1668—1749）字靈皋，號望溪。康熙四十五年（1706）進士，曾因同鄉戴名世《南山集》案牽連入獄，幾乎論斬，後得赦，官至內閣學士、禮部侍郎。其門人王兆符於《望溪文集序》中記方氏自言以“學行繼程朱之後，文章介韓歐之間”為人生志向，這對於瞭解他的文學主張也很重要。有《方望溪先生全集》。
桐城派能夠造成廣泛而深遠的影響有多種原因，其中重要的一點，是方苞一開始所提出的理論就具有明晰而系統的特點（他的後繼者也很注意這一點）。他的方法是透過對一個核心概念——“義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