者哉？曰無之，無則當推菜花為盛矣。一氣初盈，萬花齊發，青疇白壤，悉變黃金，不誠洋洋乎大觀也哉！當是時也，呼朋拉友，散步芳塍，香風導酒客尋簾，錦蝶與遊人爭路，郊畦之樂，什伯園亭，惟菜花之開，是其候也。
這一類文章，固然談不上有多少高的思想價值，但有真實的感情，有活潑的美感，較之裝腔作勢的高談大論，更有文學趣味。
清前期的小品，也不完全是這樣的，有些仍記錄了時代的悲哀和痛苦。如廖燕（1644—1705）作《金聖嘆先生傳》，對具有反傳統思想的金聖嘆備加推崇，又記他無辜得禍，臨刑時說：“斫頭最是苦事，不意於無意中得之。”在無理可言的世界，連悲哀都是多餘的了，所以有這樣滑稽的語言。將此篇與金氏本人所作的提倡悠閒生活的《水滸傳序》相對照來看，我們對清初文人的處境，會有更深的感受。
在另一方面，一些以遺民自居的文士如顧炎武、王夫之、黃宗羲等，則努力提倡經世致用之文。顧、王二氏的文章，多屬單純的政論和學術論文，而黃宗羲的情況則稍有不同。黃宗羲（1610—1695）字太沖，號南雷，人稱梨洲先生，浙江餘姚人。曾參與武裝抗清，後隱居從事著述。有《明夷待訪錄》、《南雷文定》及學術史性質的《宋元學案》、《明儒學案》等。他主要是一位學者，但並不排斥具有文學性的散文。
他認為：“文以理為主，然而情不至則亦理之郛廓耳。……古今自有一種文章不可磨滅，真是‘天若有情天亦老’者。”
（《論文管見》）他自己的文章大多比較平實，但也有些是講究文采，富於感情的。像《原君》雖是政論文，但攻擊君主多以天下為私，辭調顯得嚴厲而激切。人物傳記中，《柳敬亭傳》雖有譏刺意味，但對這位市井人物並不過分苛責，頗有生動之筆。其中寫到柳敬亭曾受左良玉信賴，參與軍中機密，因而傾動一時，明亡後復以說書為業：
敬亭既在軍中久，其豪猾大俠、殺人亡命、流離遇合、破家失國之事，無不親身見之；且五方土音、鄉俗好尚，習見習聞。每發一聲，使人聞之，或如刀劍鐵騎，颯然浮空；或如風號雨泣，鳥悲獸駭；亡國之恨頓生，檀板之聲無色。……
這裡也寄寓了作者自身對於“國變”的驚心動魄之感。
在清前期文壇上居於正統地位的，則既不是承晚明餘波的小品，也不是學者之文，而是號稱接續唐宋古文傳統的古文。先有侯方域、魏禧、汪琬所謂清初“三大家”，後有桐城派。前者代表了從明末文風向清初文風的轉變，後者代表了與官方意志相應的古文體式的確立。
關於清初三家，《四庫全書提要》有比較完整的評價：
“古文一脈，自明代膚濫於七子，纖佻於三袁，至啟、禎而極敝。國初風氣還淳，一時學者始復講唐宋以來之矩矱，而（汪）琬與寧都魏禧、商邱侯方域稱為最工。然禧才雜縱橫，未歸於純粹；方域體兼華藻，稍涉於浮誇。惟琬學術既深，軌轍復正，其言大抵原本六經，與二家迥別。……廬陵、南豐固未易言，要之接跡唐、歸無愧色也。”很清楚，這裡是把侯、魏、汪三人之文作為對明文尤其是晚明散文的反動來提出的。
正因如此，儘管三人中實以侯方域較有才華（要說“大家”則一個也談不上），館臣卻把能“原本六經”為文的汪琬放在最高地位。
從反映明清之際文風轉變的意義來看，侯方域（1618—1654）是最具代表性的。他字朝宗，河南商丘人。父恂為東林名士，他自己也是復社中人物，明末與方以智、冒襄、陳貞慧號稱“四公子”。入清後應河南鄉試，據說因“為忌者所阻斥，置副車（副榜）”（胡介祉《侯朝宗先生傳》）。有《壯悔堂集》。
侯方域在明末是一個活躍於東南一帶的貴公子、名士和熱心於政治的人物，他的行止很自然地會染上明末文人任性放浪的習氣。明亡後歸鄉里，他把自己的書室名從“雜庸堂”（意為雜於庸人之間）改為“壯悔堂”，表明要力糾往日之非。這同時也表現於他對文章的態度。其盟弟徐作肅《壯悔堂文集序》言：“侯子十年前嘗為整麗之作，而近乃大毀其向文，求所為韓、柳、歐、蘇、曾、王諸公以幾於司馬遷者而肆力焉”。這類被譭棄的文章，侯氏本人也曾談起，說它流於華藻，“間有合作，亦不過春花爛熳，柔脆飄揚，轉目便蕭索可憐”（《與任王谷論文書》）。從這些描述和明末東南名士的文學風尚來看，所作當以駢文為多，其特點應該是偏向華美和感情顯露的。侯氏在為人上由傲誕任性轉向努力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