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肆意落筆，自古縉紳之家能文婦女，未見如此無顧藉也”。這種見解既迂腐又荒謬。
時代的鉅變打破了李清照閒適恬靜的生活。汴京失守，南宋建立之初，趙明誠任江寧知府，李清照也“載書十五車”於建炎二年（1128）南下江寧。第二年趙明誠去世，接著金兵深入南下，她又到處流亡，並曾被人誣陷“頒金”即通敵；再後來，趙明誠生前多年收集的金石古玩大部丟失，她的境況也變得越來越艱難。在她那篇著名的《金石錄後序》中，李清照以情真意切的筆調回憶了她與趙明誠烹茶賭勝、賞玩金石的歡樂，敘述了南渡後輾轉流離、坎坷不盡的經歷，抒發了心中鬱積的哀慟。由於一連串的變故，李清照的性格由開朗變得憂鬱，《永遇樂》的下闋曾寫到今昔不同的心境：
中州盛日，閨門多暇，記得偏重三五。鋪翠冠兒，捻金雪柳，簇帶爭濟楚。如今憔悴，風鬟霧鬢，怕見夜間出去，不如向、簾兒底下，聽人笑語。
這種由時代及個人命運的變化所引起的性格變化，使她在南宋時所作的詞充滿了過去所沒有的愁苦悲涼的感情。往日曾寫到的“見有人來，襪剗金釵溜。和羞走，倚門回首，卻把青梅嗅”（《點絳唇》）那種活潑消失了，“沉醉不知歸路。興盡晚回舟”（《如夢令》）那種逸興消失了，如今的情懷是像《武陵春》所寫的：
風住塵香花已盡，日晚倦梳頭。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語淚先流。聞說雙溪春尚好，也擬泛輕舟，只恐雙溪舴艋舟，載不動、許多愁。
這首詞作於李清照寓居金華時。久經飄零，獨在異鄉，儘管春日雙溪風光綺麗，但在她眼中，卻只是一片暮春的悲哀。今非昔比，物是人非，觸景生情，越發地感到愁苦。在李清照的這一類詞中，雖然沒有正面描寫民族災難的場景，也沒有直接呼喚英雄主義的精神，但正是山河破碎、民族危亡造成了她的個人遭遇，在她心靈深處銘刻下抹不去的傷痕。“故鄉何處是？忘了除非醉”（《菩薩蠻》）；“年年雪裡，常插梅花醉”，“今年海角天涯，蕭蕭兩鬢生華”（《清平樂》）；“空夢長安，認取長安道”（《蝶戀花》），我們看到李清照的“愁”，不是從前詞人們常寫的所謂“閒愁”，而是由鄉關之思，身世之苦，喪失親人的悲哀和理想破滅的失望等等交織而成的。因此，這“愁”往往表現得非常沉痛乃至淒厲：
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悽悽慘慘慼戚。乍暖還寒時候，最難將息。三杯兩盞淡酒，怎敵他、晚來風急！雁過也，正傷心，卻是舊時相識。滿地黃花堆積，憔悴損，如今有誰堪摘？守著窗兒，獨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細雨，到黃昏、點點滴滴。這次第，怎一個愁字了得！
（《聲聲慢》）
在詞的藝術方面，李清照有自己比較完整的看法。她寫過一篇《詞論》，對唐代特別是北宋以來的主要詞人分別提出了批評，從中能夠看出她自己的追求。譬如她認為柳永的詞“雖協音律，而詞語塵下”，表明她反對那種過於俚俗化和帶有市民情趣的傾向；認為晏殊、歐陽修、蘇軾等人的詞“皆句讀不葺之詩爾，又往往不協音律”，表明她反對詞的風格與詩相接近，和音律上的不嚴格；認為晏幾道的詞“苦無鋪敘”，賀鑄的詞“苦少典重”，秦觀的詞“專主情致而少故實”，表明她主張詞既要有鋪敘，有情致，也要有比較深厚的文化內涵。
概括而言，李清照的詞學觀點，特別強調了詞在藝術上的獨特性，即詞“別是一家”，與詩歌相區別；特別重視詞的聲律形式；在語言上要求典雅而又渾成。
這些觀點顯然有其偏頗的地方。李清照看來受詞的傳統觀念的束縛較重，而忽略了詞向許多不同方向發展，包括一部分作品脫離音樂而偏重文字表現的必然性及其意義所在。
她的詩現存十餘首和一些斷片，往往寫得很豪邁，如《夏日絕句》：“生當作人傑，死亦為鬼雄。至今思項羽，不肯過江東。”《上樞密韓公、工部尚書胡公》：“欲將血淚寄山河，去灑東山一杯土。”及斷句：“南渡衣冠少王導，北來訊息欠劉琨。”等等，都是涉及南渡後民族與國家大事的慷慨悲憤之作，但由於詞“別是一家”的觀念的束縛，這種題材和風格在她的詞中極少出現。
但從另一方面來說，正是由於上述詞學觀點，李清照的詞在表現情感時，極其注意與詩歌不同的那種細膩深婉，也極其注意詞的特殊的語言技巧；加上她的出眾的才華與文化素養，以及複雜的人生經歷所造成的複雜的情感，使得她的詞形成了鮮明的個人特色，具有相當高的藝術成就。
作為一個女性詞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