括著一種中央體制，一方面又顧及地方實況，內中有永久法則，亦有臨時條款，總之即不明白區分，而系囫圇的套入，所以外表全國一致，實際當中則萬別幹差。因為如此，全朝代避免整體的改組而能支援276年。但是如此之中央管制產生一種負面作用：此體系不鼓勵各地發展其特長，而製造一種人為的平衡。這種作用，是好是壞與我們今日所面臨的問題仍然有關。所以歷史學不專恃記憶，它本身也成為一種思維的方法。
日後我作《萬曆十五年》時注重官僚系統裡以儀禮代替行政，維持各品級文官的協同和諧，不顧及各區內經濟因素之公平而自由的交換，大致得益於研究明代財政與稅收之心得。
1972年我去英國劍橋襄助李約瑟博士關於《中國科學技術史》當中一段的研究工作，有機會和這位“魁梧長者”接近。有人批評他古怪孤僻，在某些情形之下也確是如此。他的書籍與筆記就擺在學院裡四五處不同的地方，分類的方法也全在他自己腦內，如果要尋覓某種資料，他不待說完就走，學院中的草地向來就禁人通行，他在此時常用做院長之特權，不顧禁忌，以最直線的途徑大步跨線而去，使我緊隨在後也只好跟著犯規。
我和他討論辯論多次之後，發覺他治學的方法，也以綜合為主，尤以他和我說及：“在我看來，歐洲的宗教改革，文藝復興，成立民族國家，進行資本主義是一成套的行動，一有都有。”那麼就有一種歸納重於分析的趨向了。他又和我說起：“即算陰陽五行，大家都認為是假科學。我們不要不加審問，劈頭就說它錯了。我們先要檢閱此中邏輯，如果是錯，我們也要追究錯在什麼地方。我和李公相處一年，以後又在1974、1975和1978年重去劍橋。我受他啟發的力量非一言可盡，事後想來，我寫《資本主義與廿一世紀》採用一種綜合的幅面，不隨著別人去走牛角尖，其設計已肇始於1970年代與李博士在劍河河畔閒步縱論古今時。
迄至70年代的後期，我已將自己在課堂上的講稿逐節修正，一步一步接近於現有佈局。中國通史的原始資料不能脫離《二十四史》。可是這叢書篇幅浩繁。以北京中華書局所出標點本言之，雖醒目易讀，也有76000餘頁，即一個學者不務他事專心每日讀50頁，也要四五年，井且當中很多天文地理孝子節婦的記錄與今人甚少關係。《資治通鑑》也用《二十四史》作藍本，只是將分列在本紀、列傳、志各處的節目再加以不見於上篇幅之資料剪裁連綴成書，其弊也仍是過於支援傳統社會的價值。《資治通鑑》英譯為Comprehensive Mirror for Aid In Government，再直譯回來即是：“用以資助於行政的一面完全的鏡子”，這當然不放棄傳統道德的立場，而司馬光本人就捲入了王安石改革中的遊渦，他的觀念免不了一個歷史“應當如是”演進的偏見，而不及於我們亟欲知道“何以如是”展開的因果關係。
我已經迭次在各處發表，我寫的歷史是從技術的角度看歷史，不是從道德的角度檢討歷史。這井不是說道德不重要，而是新社會的道德要靠社會的結構而決定其內涵，不如過去農業社會里人與人之關係為單元，所有道德觀念及其尺度可以亙世紀而不變，放大眼光說來，這也是說司馬光等的道德觀念有等於歐洲文藝復興前之標準，尚未進人韋伯所說的“新教倫理”之境界。
作此書時我當然引用《二十四史》及《資治通鑑》等基本資料，也仍借重過去寫中國通史諸大師如錢穆，鄧之誠、周谷城各先生的見解，更參考西方的次級資料。但在多少情形下仍不免掛一漏萬。我自已瞭解現代中國的基點仍在晚明。1960年間我曾在教書之餘讀過《明實錄》一遍。全書133冊費時二年半，至今受益。至於本書特出之處則來自《二十四史》內之《食貨志》。二十四史內有食貨志12篇。雖然內中繁簡不同，作者的見解尤不能與今人相較，但其中6篇巳有西方及日本學者詳細譯註，構成了今日治經濟史者最好的線索。迄今我最大的困難仍是無法提供一種既適切而又不浮誇“參考書目”。如果要廣泛的張羅則雖四書五經西洋經典著作都應列入（文中即已提及《易經》三次，《孟子》九次），如要簡短則雖費正清與李約瑟的基本著作也應捨棄不提。總之，既為一種大歷史，又因綜合歸納而成，則自作者束髮受教以來所誦習之檔案均有影響，旁及於文理哲學報紙雜誌。
1980年我脫離教職，自此花了一段時間整理撰寫修訂此書之英文字。當中若干資料不易壓縮，曾使我一度躊躇，有如北魏亙北齊、北周至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