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責備，只能自己應聲而出解決問題。這資訊開始傳佈時，這上面的一塊麵包開始變化，打破2000年來的慣例，因此成為以後50年長期革命之工具。
這種行動成為可能，因有後面之激擾與醞釀。把這背景更向後推，我們更要提及幾十年來教士的工作和開通商口岸以來中外的接觸，以及自強運動之遣派留學生。又有偉大的翻譯工作人員，如嚴復與林紓，他們使孟德斯鴻、亞當斯密、大小仲馬、巴爾扎克、狄更斯和其他多人的作品和中國讀者見面。只因為“五四事件”不過是學生運動，中國的作家和歷史從業員認為另有“五四運動”，是為知識界準備工作，以激盪其行動。這運動由大學教授組織，在各學府構成，尤以北京大學為最。在歷史上它可以看成以1917年為始點。經過五四事件之後，這運動傳得更遠大。只是行動上更增加動力的時候，五四運動之為一種知識界運動，只持續了約2年。大概到1921年夏天，它可說用盡了它的燃料。
知識氣氛
在構成這知識氣氛的工作中，貢獻最多者為蔡元培。他自1917年以來是北京大學校長。以翰林編修的背景往德法兩國留學，蔡元培在中國知識界有其獨特地位。他也曾在民國政府裡任教育部長。他在北大所聘的文學院長為陳獨秀，陳也是前清獲得舉人地位以後才留學日本及法國。從事革命多年之後，陳在1915年創辦《新青年》雜誌（封面有標題。La。Jeunesse）。雖任北大教職，陳繼續著他的編輯工作。《新青年》行銷達16000份，在當日可算傑出。蔣介石是這刊物的經常讀者；毛澤東自稱受這期刊影響，而且曾在《新青年》發表文稿一篇。
在此雜誌最為人稱道的1919年一月號，陳獨秀宣稱他的指南針無上“賽先生”及“德先生”，亦即科學與民主。這篇論文在中國的反響遠逾於執筆者想象。陳獨秀所稱科學，著重於社會科學，而非自然科學。他的科學方法堅持有組織而經恆的“不相信”，與培根及笛卡兒的態度相近。中國的傳統，認為道德標準持久不變，真理與威權同時由上流傳至下，陳的論說因之有革命性格。即是民主這一觀念，尚未用以發揚去支待代議政治，陳獨秀先利用為打破偶像的工具，攻擊的物件為傳統習慣和儒家教條。陳使用“民主”這名詞幾乎與“個人主義”，“自我主義”可以互相交換。讀者應注意，迄至當時（甚至今日）個人主義在中國社會里帶一種被否定的含義，個人主義即系缺乏公眾精神。
在這雜誌裡有好幾個作家盡力抨擊時人認為“國粹”之傳統道德。當中諷刺最力者為周樹人，筆名魯迅。周樹人早歲在日本學醫。此時在教育部任僉事（科員）。當陳獨秀以論文辯說時，魯迅以短篇小說及短篇評論發揮他筆下專長。他的一段短篇小說，題為“弟兄”，數年之前發表於其他刊物，最能表現他觀察之尖銳及他對傳統道德所持之刻薄態度。據評論家研究，事實上此文有若干自傳成分。其中提及一個公務人員平日以篤於手足情誼見重於人，有朝發現他弟弟病重。在夜晚等候著醫生上門診治的時候，他心頭感到如軸轆似的上下不定。他以為症象是猩紅熱，也害怕弟弟突然死去，自己無力資送三個孩子再搭著兩個侄兒上學。醫生診斷髮現井非猩紅熱，不過是疹症，他也鬆了一口氣。不過，夜間的緊張仍不能使他夢寐之間忘卻。那晚上他夢見弟弟死去，他讓自己的孩子上學而不及於侄兒。一個侄子吵著要去的時候他伸手給一個耳光。他看著侄兒滿面流血而從夢中驚醒，仍不免汗流浹背，喘息未定。第二天上班，同事都恭維他骨肉情深。
李大釗也是《新青年》編輯委員，與陳獨秀工作時接近。在北大他是圖書館長。李早年留學日本早稻田大學，從日本作家的筆下得與馬克思思想接近。在《新青年》裡，他發表了苦於關於馬克思主義與俄國革命的文章。他的立場表現出當日中國知識分子所遇難關：雖有無數理論上的選擇，卻缺乏一個實際上的方針以解決面前的問題。李大釗於是集合中外思想予以裁剪選擇，構成他自己的一種系統。不過其結果並非一種無光彩的妥協。不像陳獨秀，他沒有放棄民族主義或國家主義；他也預料到中國的革命會扯上一種強烈的農民運動。他不規避暴力，而認為引用暴力去推翻一個以暴力起家而且用暴力作行政根據的政權並無不合理之處。他提到民主與自由，卻又用道德的名義強迫執行使之兌現，有如盧梭。在這些方面，他留給毛澤東的影響至為深重。在北大圖書館，他也僱用毛澤東為臨時工作人員。
在這群思想家之間，代表美國的影響者為胡適。他畢業於康乃爾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