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期間成為普遍現象。舊體制既已拆卸，新的尚未產生，只有私人軍事力量可以在青黃不接之際維持短期團結。可是這種辦法全靠高階軍官間的人身關係，也就很難在超出省區間的場合生效。於是“實力政治”（realPolitik）更進一步，陰謀與政變成為家常便飯，一切都帶流動性。
軍閥一般為帶悲劇性格的英雄人物，他們也並非個個存心做壞事。一位英國觀察者指出不少中國軍閥可能在英國陸軍裡成為出人頭地的將領。他們將個人之野心和他們所想象的救國救民宗旨合為一談，因之極難向他們的部下及中國民眾解釋明白。張作霖初受日人培植，以後成為熱烈愛國者。馮玉樣起先被稱為“基督將軍”，以後向蘇聯靠攏。閻錫山組織了一個“洗心團”，給以種種宗教式點綴。唐生智幾乎完全皈依佛教，他以超度的觀念補償他的殺戮。軍閥也非個個粗蠻，吳佩孚即系詩人。可是性格淘氣的張宗昌據說生平不知所帶兵員人數、手中錢數和各房姨太太數。
話說回頭，軍閥給中國之損害並非不嚴重。他們給中國經濟的壞影響無可衡量。當日創造新社會的工作亟待著手，軍閥之行動除有極少例外，大都具破壞性。他們也使全國士氣受挫。軍閥割據使剛出生的中華民國喪失了所有尊嚴，這情形也造成十多年的憔悴和失望。如果軍閥在歷史上有任何貢獻的話，那是在80年外強侵略之後他們更增加了內部壓力，於是強迫著中國的青年自行著手尋覓著一套救國方式。
有了“五四事件”，他們找到了一條線索。“五四運動”則賦予他們行動一種意識上的支援。
五四運動
1919年5月4日是星期天。當日午後1時30分，3000個學生代表北京13所大學和學院集結於天安門前示威抗議凡爾賽和會將德國在山東所享特權劃歸日本。這種特權出目“勢力範圍”，也是不平等條約中令人最不能忍受的部分。中國因1917年對德宣戰與以後派遣勞工服役於戰場，已站在戰勝國一邊，井且因為宣戰而早已卸除了對德的條約關係。可是在凡爾賽，中國不僅無法分得任何勝利後果，反要將本身領土之完整作為特權轉讓去滿足另一戰勝國，這是前所未有的例子，也更令人髮指。可是會議中將各項秘密條約公開時，中國的地位已動搖。過去勸說日本參戰之各強國已事前各別保證作如是之轉讓。更使中國地位受損害的是，日本代表團當場公佈以前東京與北京間所交換的檔案，證實中國軍閥主持的政府曾作同樣的認可。5月4日，示威者發散傳單申明中國人決不承認賣國賊將國家主權轉讓與人。他們遊行到東交民巷，將通知送交各國使館。當日下午，他們決定和3個內閣部長級的官僚對頭，因為他們對上述檔案負有責任。其中之一被學生毆打，另一人之房屋被放火焚燒。巡警出面彈壓，學生32人被拘。
不久這訊息即傳遍中國。新聞界表示對學生同情，一時遊行示威罷工罷市如野火之燎原。北京政府只好認錯，被押學生開釋，受指控之官員撤職，內閣也引咎解職。中國出席凡爾賽和會代表團則拒絕在和約上簽字。這山東問題終在1921至1922年的華盛頓會議解決。美國總統哈定與國務卿休士召開這次會議，日本代表團取消戰時的秘密協定。1922年簽定九國公約，中國才算收回了山東主權。
今日學生示威已是家常便飯，電視熒幕上重見疊出，confrontation（對抗）也成了常用語，我們已難回味1919年現代通訊尚在嬰兒時代期間五四事件之非常性格。讀者可以想象中國是一隻潛水艇夾肉麵包。雖說皇帝這一職位已由1912年取消，科舉考試也於1905年停止，社會之改造卻仍未開始。迄1919年，新式工廠內之勞工估計只在100萬至250萬人之間。雖說兩種估計間之差別大，總而言之，較諸中國龐大之人口，其數仍不過水桶中之一滴。這國家未曾多元化的經濟可能提供的工作至為有限，尤其缺乏現代社會之不同部門。專業工作猶集中於通商口岸，通常由外人主持之市政府掌握。知識分子發現自己並非社會上之“不適分子”，很少人能心安理得為自己與任何現存社會經濟集團視為一體。因為缺乏出路，知識分子常有歸返以前社會習慣之趨勢。縱為新學制的大學生，不少仍持著日文士官僚型態。既為受有教育之精英，他們自認為昔日官僚集團之繼承人，應當有資格獲得同樣的安全與特權。這樣一來，五四事件超過了一場示威與抗議，它要各個人參與。如果這群年輕人覺得潛水艇夾肉麵包內的萵苣葉和蛋黃醬缺乏構造的嚴密性，因之無從發揮應變能力，他們無可推接，也無旁人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