獲得哥倫比亞大學的博士學位，此時在北大為哲學教授。胡對五四運動主要的貢獻為提倡白話文，以代替傳統的文盲。他的性格和思想上的立場與以上的同事相反，他主張實用，而不主張以“主義”作標榜，因此他沒有被當時青年熱烈擁戴。後者多為革命之浪漫主義者，企望找到一種意識形態的公式得到立即解放。胡的實驗主義（也是主義？），一部分來自其美國老師杜威（John Dewey），可以用“一點一滴”的觀念概括，因之他不與同時人物的步調相符。在長遠的眼光看來，胡適不能算是完全錯誤。中國的革命註定要採一種途徑，甚至為革命家所無從預料。其問題之大超過當時已有之辭彙。如是看來，以前所用之“主義”，全部都被歪曲或伸縮。
與以前幾十年比較，中國在1919年已更向前進一步。鴉片戰爭結束，這國家未做任何調整。即在自強運動期間向外學習，其範圍也不外科技，仍限於與軍備有關部分。百日維新雖然失敗，維新人士至少已提議將全部政府機構一井改組。現在，五四運動知識分子的行動愈為切實。他們主張將中國文化上的因素全盤托出重新審定，必要時不惜清算，達到了中國人所可能主張之極點。我們提及“西方之衝擊”（Western impact）時，只有採取宏觀的立場才可能看出，以上“全取或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