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放下好擋住鄰居的眼光）給一個嬰兒餵奶。這嬰兒是一對雙生子中的一個。我在這裡可以說一下，我和這家相處時，從沒見過那對雙生子同時不在米考伯太太懷裡的時候，總有一個在吃奶。
還有兩個孩子——米考伯少爺，大約四歲；米考伯小姐，大約三歲。還有一個面板很黑的年輕女僕，她有哼鼻子的習慣。不過半個小時，她就告訴我她是個“苦兒”（意思是孤兒），從附近的聖路加貧民習藝所裡來這兒的。這一家就有這麼些人。我的臥室在後面的頂樓上，小小的房間全貼著一種花紋的牆紙，我童稚的想象力把那花紋和藍鬆餅聯想在一起，屋裡只有很少的幾件傢俱。
“沒結婚之前，”米考伯太太喘著氣說，她帶了雙生子和另兩個孩子上樓帶我看住處，這時她坐了下來，“我和爸爸媽媽住在一起時，我從沒想到過，我會不得不招收房客。可是米考伯先生遇到困難。我不能再考慮個人的感受了。”
我說：“是的，夫人。”
“目前，米考伯先生的困難幾乎把人壓倒，”米考伯太太說，“我不知道他能不能度過這難關，在孃家，我和爸爸媽媽住在一起時，我真不懂困難這詞是什麼意思，不懂我現在所說的這個詞的意思，可是經歷使我懂得了——正如爸爸常說的那樣。”
我不能肯定，究竟是從她那裡我知道米考伯先生做過海軍軍官，還是出於我想象。我只知道，至今我仍然相信他一度入過海軍，但不知道為什麼。他現在為各種商戶在城裡拉顧客，但我恐怕他收入很少或幾乎沒有進項。
“如果，米考伯先生的債主不肯給他時間，”米考伯太太說，“他們就得自食其果了。他們把這事辦得越快就越好。石頭榨不出血，米考伯先生也榨不出錢還帳（更別說付訴訟費了）。”
可憐的米考伯太太！她說她曾努力試過，我並不懷疑她曾這樣做過。臨街門上中間幾乎被一塊大銅牌全遮住了，那銅牌上刻著：“米考伯夫人青年婦女宿舍”，可我從沒見到任何青年婦女在這裡住宿過，沒見過任何青年婦女來過或提出過要來，也沒見過這裡做過任何接待青年婦女的最低標準的準備。我見到或聽到的來客全是債主。他們總是在任何時候來到，其中一些還好凶。有一個一臉髒兮兮的人，我猜他是個鞋匠，總是早上七點鐘就鑽到走廊裡，朝樓上的米考伯先生嚷嚷說：“下來！你還沒出門呢，你知道的。還我們錢，好不好？別藏著，你知道，那太可鄙了，我要是你就不會這麼可鄙。還我們錢，好不好？你要還我們錢，聽見了嗎？下來！”這番辱罵得不到回應，他就氣得罵出“騙子”、“強盜”，而這樣仍得不到回應，他就走到街對面，衝著二樓窗子（他知道米考伯先生在那裡）叫罵。這時，米考伯先生好生傷悲羞愧，以至（有一次，我從他太太的尖叫聲中得知）用把刮鬍子刀對自己比劃了一下。可是半個小時不到，他就會不惜力氣地擦亮皮鞋，哼著曲子出門時，那神氣較平日還更像個體麵人。米考伯太太也具有一樣的彈性。我曾親眼看到她在三點鐘時被法庭批下的帳單和訟費單逼昏過去，可是四點鐘時，她就吃裹面炸的羊排，喝熱麥酒（這些是當掉兩個茶匙後買回的）。有一次，我偶然提前在六點鐘回家，見她昏倒在火爐前（還帶著雙生子中的一個），頭髮披在臉上，原來法庭剛剛強行採取了手段。可就在那天晚上，她一面在廚房的灶前烤牛肉，一面給我講她爸爸媽媽的故事，還告訴我他們過去的交往，我再沒見過她那樣興高采烈過了。
在這所住宅裡，和這一家人一起，我度過工餘的時間，我給自己的早餐是一便士的麵包和一便士的牛奶。我把另一小片面包和另一小塊乾酪收在一個特殊的碗櫥裡特殊的一層，留著我晚上回家做晚餐。這在那六或七先令裡是筆很大的開支了。我對此很有數；我整天就呆在那批發店裡，整整一星期就靠那筆錢養活自己。從星期一早晨直到星期六的夜晚，我記不得有任何人給予我任何忠告、意見、鼓勵、安慰、幫助或支援，到我希望到天堂時也記不起。
我是那麼年輕、那麼幼稚、那麼缺乏能力——我不是那樣又能怎麼樣呢？——處理我自己的一切生活事務，每天早晨去默德斯通·格林伯公司時，我常因不能抗拒擺在糕餅店前以半價出售的隔夜蛋糕而花去了我預備買午飯的錢。這樣我就不吃午飯，或只買一個蛋卷或一薄片布丁。我記得有兩家布丁店，我根據我的財政情況在兩者之間做選擇。一家就在靠近聖馬丁教堂的一個廣場上——就在教堂的背後——現在已全遷走了。這家店裡的布丁是用葡萄乾做的，是種很特別的布丁，價格很不菲，兩便士能買到的不比一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