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緊接一百二十回而寫的。再如嘉慶二十四年（1819）刊行歸鋤子撰寫的《紅樓夢補》，道光二十三年（1843）刊行花月痴人撰寫的《紅樓幻夢》兩書，都是緊接九十七回林黛玉病逝時而寫，自然也是一百二十回的續書。這些續書沿用原作章回小說體裁，另起爐灶，或翻前書舊案，或抒續作者胸襟，情節雖不盡相同，水準也各有高下，但續書的主旨在於“揚黛抑釵”則並無二致。
《林黛玉筆記》是一部以一百二十回本為藍本而改寫的，以林黛玉為第一人稱的敘事性文言小說。清末民初，海內文壇盛行這種運用淺近文言，描寫愛情故事的小說，以蘇曼殊、徐枕亞、李定夷等人為代表，作品哀感頑豔，悱惻纏綿，影響所至，一時蔚然成風。本書作者生當其時，受當代文風影響，又“工愁善病，喜讀《紅樓夢》”，對林黛玉的遭遇寄予同情，寫下這部文言體裁的《林黛玉筆記》，自屬意中之事。本書以林黛玉一生事蹟為經，由黛玉幼年喪母，寄養賈府時寫起，直到她情志不遂，飲恨夭亡時為止；以賈府及大觀園諸事為緯，有選擇地寫入書內。
本書文筆流暢，十萬餘言一氣呵成，敘事井然不紊，抒情寫恨尤所擅長。如上所述，本書是依據一百二十回本改寫的文言小說，改寫不同於直譯，要有取捨，原書頭緒紛繁，何者宜詳，何者宜略，改寫時都要成竹在胸，才能心手相應，繁簡得當。原書寫賈府的興衰，本書敘黛玉的遭遇，是兩者內容上的根本區別。如原書“冷子興演說榮國府”、“賈寶玉神遊太虛境”等情節，有提綱挈領的作用，本書因其與黛玉事無關，索性不著一字；原書“秦可卿死封龍禁尉”，描述賈府對喪事的大肆揮霍，極盡刻畫形容之能事，本書僅在黛玉喪父後重入賈府時，由寶玉告以“寧府秦氏之死，殯儀之盛為京都數百年來所未有”，輕輕帶過，何等簡捷！原書“大觀園試才題對額”，洋洋灑灑，詳述寶玉隨其父賈政及眾清客遊園，撰擬楹聯匾額，展示了大觀園的每一處景點，本書於此則借黛玉之口說：“近聞省親別院工程已竣，早間寶玉同二舅往遊，並擬題聯語甚多。”可謂惜墨如金。至於描繪黛玉多愁善感，憂思百結，悽楚欲絕之狀，催人淚下之筆，觸目皆是，就不列舉了。
今天出版本書還有其一定的現實意義。不可諱言，目前大多數青年的古文基礎較薄，對古文的理解和應用上，都有力不從心之感，近幾年許多出版社出版了不少古書今譯本，就足以說明這一點。古書今譯，對理解古籍有很大幫助，但對古文的應用則裨益不大。本書將《紅樓夢》改寫為文言小說，正與古書今譯相反，是對原書有關林黛玉部分的文言縮寫，雖然不是直譯，但在敘事和人物對話、心理描寫上，與原書對照，都有脈絡可尋，是接近意譯的。本書行文流利，可讀性強，客觀上對青年讀者理解和應用古文起到輔導作用。
本書版本，據已故朱南銑先生編著的《紅樓夢書錄》，著錄有民國七年（1918）上海廣文書局鉛印本，民國二十三年（1934）世界書局鉛印本，並雲1936 年本書與《續紅樓夢》合印，改名為《黛玉日記》。
此次出版本書，以民國八年（1919）上海世界書局本為底本進行標點。此本大字鉛印，校印較精，封面書名上側題“喻血輪著，吳醒亞批”，下側題“上海世界書局出版”，書後版權頁有“民國八年二月一日初版，民國十二年六月十日七版”字樣，發行及印刷機構均為廣文書局。此本似即朱先生著錄的民國七年廣文書局鉛印本，數年間發行達七版之多，可見本書在二十年代初期就很暢銷。點校時對個別錯字予以逕改。所引詩句明顯脫漏，參考一百二十回本補齊，如本書所載黛玉的《桃花行》古詩，兩句一韻，在“香泉欲蘸胭脂冷”之前，顯然漏掉一句，經與一百二十回本核對，補入“侍女金盆進水來”七字，以成全璧，其他字句與一百二十回本不盡一致之處，則各仍其舊，不作校訂。
限於水平，錯誤在所難免，敬希讀者不吝賜教。
石繼昌
一九九三年十一月
林黛玉筆記捲上
餘生不辰，命途多舛，奇胎墜地，即帶愁來，繡閣生涯，強半消磨於茶鐺藥灶中。迄慈母見背，家境淒涼，餘之身世益無聊賴。今忽忽十有一齡矣，疾病憂愁，鹹逐年華而俱長，荏弱之身，那堪禁受，恐不久將與世長辭。夫紅顏薄命，千古同然，餘何人斯，能逃此劫！惟念一生所遭，恆多不幸，若就此齎恨永逝，不甚可悲？嘗見古之閨閣名媛，於憂傷無告時，恆寄情紙筆，傳之後世，雖其身已死，而其名長留，後人見其墨跡淚痕，莫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