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決定將要由像裡特斯道夫博士這樣的專家作出，而不是你、我或普通的美國大眾。坦率地說，我們覺得再沒有比一個這樣的社會更具有潛在的爆炸性了。那裡由精神病人統治，由精神病人規定價值觀，控制通訊手段。對這樣的社會你可以用幾乎所有你所知道的事物來定義——一種新的狂熱的宗教文化，一種妄想狂的民族主義國家概念，癲狂狀態下的野蠻破壞——僅僅這些可能就能證明我們對阿三星衛二號的調查是完全正確的。這個專案正是在保衛我們自己的生活和價值觀。”
記者們安靜下來，很明顯他們被麥克雷所說的一番話說服了。當然，瑪麗也同意他的說法。
過了一會兒，當他們離開大廳，瑪麗說道：“那是真正的原因嗎？”
麥克雷瞥了瞥她，說道：“你的意思是說，我們要去阿三星衛二號，是因為我們害怕一個精神錯亂的社會包圍著我們，會給我們帶來惡果，是因為一個如此瘋狂的社會，會使我們感到不安，是嗎？我想任何一個理由都是充分的，當然對你而言更該如此。”
“我不應該問嗎？”她盯著這個修飾整齊的特普蘭的年輕官員。“我只能——”
“你應該做你的治療工作，如此而已。我沒有指點你如何治療病人，為什麼你要在處理一個政治事件上對我指手畫腳？”他冷冷地看著她，“然而，我要告訴你沒有考慮過的‘50分鐘行動’的一個深層目的。一個精神病人的社會完全有可能在25年內產生一些我們可以利用的技術思想，特別是那些狂躁症患者，他們是最活躍的階級。”他按下電梯按鈕，“我知道他們富於創造力，就像偏執狂一樣。”
瑪麗說：“這就是為什麼地球沒有儘快派人去那裡的原因嗎？你想知道他們的思想是如何發展的？”
麥克雷微笑著，等著電梯，他沒有回答。
瑪麗認為，他看起來對自己有十足的把握。就精神病學的角度來解釋，這是一個錯誤。也許還是一個嚴重的錯誤。
大約過了一個小時，她回到在馬林縣的房子。繼續整理行李時，她認識到在政府的立場中存在著基本的矛盾。首先，他們調查阿三星衛二號的文化是因為他們害怕它會變成致命的危險，可同時他們又在探究它是否會發展出什麼有用的東西。大約一個世紀以前弗洛伊德就指出過這種二元邏輯的謬誤，實際上每一種假設都在相互抵消對方。政府不可能兩者兼得。
精神分析學曾經指出，一般而言，當對於一個行為給出了兩個相反的原因，那麼真正的潛藏的動機不是其中任何一個，而是人——或者，在這個案例中的政府官員們——沒有意識到的第三種驅動力。
她不知道這個專案的真正動機是什麼。
無論如何，她志願服務的這個專案顯得不再那麼理想化，而是別有用心。
不管政府實際的動機是什麼，她有一個清晰的直覺：這個動機是高明、嚴酷而又自私的。
而且，此外，她還有一個直覺。
也許她永遠也不會知道動機是什麼。
瑪麗正在全神貫注地收拾她滿抽屜的毛衫，突然她意識到這裡不再是她一個人了。兩個男人站在門口，她敏捷地轉過身，三步並作兩步地走過去。
“裡特斯道夫先生在哪兒？”年齡大一些的男人問道。他出示了一下扁扁的黑色身份卡。她明白了，這兩個男人來自她丈夫的辦公室，中情局舊金山分部。
“他搬出去了，”她說，“我給你們他的地址。”
“我們得到訊息，”年齡大一些的男人說道，“一個身份不明的線人告訴我們您的丈夫可能正打算自殺。”
“他總是那樣。”她一邊說，一邊寫下查克現在住的那個陋室的地址，“我不會為他擔心的。他有慢性病，但決不會死的。”
年長的中情局特工懷著陰森森的敵意看著她：“我知道您和裡特斯道夫先生分居了。”
“如果和您有什麼關係的話，我可以告訴您是這樣的。”她投向他一個簡潔而職業化的微笑，“現在，我可以繼續整理行李嗎？”
“我們的機關，”中情局特工說道：“總是向它的僱員提供確切的保護。如果您的丈夫自殺了，我們會進行調查——以確定在多大程度上與您有關。”他補充道，“您是一個婚姻顧問，這可能有點尷尬，您難道不這樣認為嗎？”
停頓了一會兒，瑪麗說：“是的，我認為是這樣的。”
年輕一些的留著平頭的中情局特工說：“把我們的話當作一個非正式的警告吧。小心點，裡特斯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