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時起，孩子就得在家裡和莊園裡勞動。他們很早就結婚。13歲的女孩和18…20歲的男孩結為夫婦，常常就已經是六到八個孩子的父母，但很少有兩個以上的孩子能夠成活。婦女往往在生產時就已死去，即使能夠活下來，也不會長命，因為生育頻繁和勞動繁重，使她們身體十分虛弱，經常是疾病纏身。
大多數人生活在貧困和沒有安全的環境中。這種狀況在一百年中幾乎沒有變化。1620年，德國作家格里美爾豪生在他的小說《辛普利基西穆斯歷險記》中，讓13歲的主人公說，他既不知道上天有個上帝，也不知道農莊外面有個另外的世界。他相信，他和他的父母及其他幫工“是這個地球上惟一的人，因為我沒有見過其他的人和其他的房屋，我只知道我每日進出的房子 …… 我只長了一個人的模樣，有一個基督孩子的名字，除此之外，我僅僅是一頭畜生。”
誰應是至尊者？
查理大帝促進了修道院的發展，並把它變成了 — 用一句時髦的話 — 教育中心。到了十一世紀，修道院發展得過於“世俗”，因而就產生了對立的運動。其發源地是勃艮第的克盧尼的本尼狄克修道院。這裡的修士們要求重返聖本尼狄克理想，仍然要求修會的兄弟“ora et labora”（祈禱和勞動）。克盧尼的修士認為，應該改變的不僅是修道院的生活；他們批評整個教會已經過於接近世俗。實際上，這正是查理大帝以來宗教的和世俗的統治日益密切結合的結果。從此開始了一場關於如何規範宗教和世俗統治關係的曠日持久的大辯論。
在“德意志民族的神聖羅馬帝國”裡，加洛林王朝之後，由奧托家族和撒利安家族當政。他們雖是世俗的統治者，卻又理所當然地有權任命修道院長和主教。1039至1056年執政的亨利三世，走得更遠，甚至解除了他不滿意的教皇的職位。這使很多宗教領袖感到憤慨。亨利三世39歲夭亡，由他少齡的兒子亨利四世繼承皇位，這時，宗教界看到了他們的機會已經到來。從而實現了他們的要求，教皇將由七名紅衣主教選舉產生，皇帝不得干涉。1075年，教皇格利哥里七世甚至要求的更多：只有教皇有權任命主教。但年輕的國王不想放棄任命主教的權利，否則他的地位就將削弱。他和一些親信商量之後，乾脆宣佈教皇已被免職。而教皇立即對國王宣佈“絕罰”，也就是說，把國王開除出教會，並解除其臣民對國王效忠的宣誓。人們驚異不已，國王竟然像罪犯一樣被驅逐，這是聞所未聞的事情。
沒有過多久時間，“絕罰”的效果就顯現了出來。越來越多的諸侯都站到了教皇一邊，因為他們也擔心遭到被“絕罰”的命運。此外，他們也希望削弱國王的權勢以增強自己的實力。對亨利四世的壓力日益強大，使他不得不前往義大利，尋求與教皇的和解。他赤足披氈在教皇的官邸卡諾莎城堡請求教皇的寬恕 — 作為慈悲的基督徒，教皇格利哥里沒有其他選擇：他只能重新接受悔過的罪人回到教會中來。亨利的艱苦之旅實際也是一著高明的棋步，從此以“卡諾莎之旅”載入了史冊。
看起來，似乎教皇對國王取得了勝利，但這只是現象而已。亨利在等待合適的時機，然後率領大軍開進羅馬，任命了另一個教皇，並在彼得大教堂裡讓他為自己加冕，成為皇帝。
那個時代的人們，當時就已經清楚，這個“主教敘職權之爭”，當然還遠沒有結束。但卻也讓人等了幾十年的時間，雙方才又開始有所動作，首先是在英國和法國，然後是在“神聖羅馬帝國”，公元1122年達成的“沃爾姆斯宗教協定”，使雙方做出了妥協。規定了宗教統治和世俗統治的許可權和權利。這實際上是為後來的所謂政教分離，邁出了重要的一步。這個協定同時也鞏固了教皇作為基督教最高首腦的地位。
以十字架名義進行的戰爭
對中世紀的人來說，宗教和信仰是生活的中心 — 其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人們希望今世生活的苦難，能夠在天堂得到補償。為此他們必須按照宗教的信條生活。誰要是有時做不到，就必須為他的罪過請求寬恕，去進行懺悔。很多基督徒都前往聖地巴勒斯坦和耶路撒冷去朝覲，那是耶穌生活和受難的地方。在那裡生活的阿拉伯穆斯林人容忍這些朝覲者。但當1071年土耳其的塞爾柱人佔領這個地區以後，情況發生了變化。過了不久，他們甚至威脅到版圖已經很小的拜占庭帝國的安全。在這個緊急情況下，拜占庭的皇帝求助於教皇。教皇於1095年用慷慨激昂的詞語號召基督徒向土耳其人開戰：“一個被詛咒的民族，一個沒有上帝的民族，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