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教員和最優的學校，也莫能完全禁止我看些自己愛看的書。偶然用十分或廿分鐘工夫來預備功課並不攪擾我的。但這卻令我得了一種確信（即現今我常在報章論說上所發表的意見），學校是致令學生看書為非法行為的地方。那地方將全日最好的光陰作上課之用，由早晨八時至下午五時，把學生關閉在課堂內。凡在校時間偷看雜書，或交換意見（即所謂課堂閒談）者，皆是罪過，是犯法。在中學課堂之中只許身體靜坐，頭腦空洞，聽著別的學生錯答問題而已。至在大學，這時間乃用在課堂聽講演。這我相信乃是人類虛耗時間之最大的發明。一個小子能夠緊閉其嘴唇，騰空其頭腦，便稱為品行優良，得甲等操行積分，而課堂中最優的學生乃是一個善於揣摩教員心理，和在考試答案中迎合教員的意思者。在中國文字上，課堂中最優良的學生正是“教員腹內的扁帶蟲”，因為獨有他曉得說教員所要他說的話，和思想教員所要他思想的意思。凡是離開這一道，或不合教科書的，或者是有些獨立思想的，皆目為異端。由此不難知道，我為什麼屢次畢業總是不能名列第一了。
在聖約翰的漢文課堂中是我的極樂世界，其間我可以偷看些書籍。我們的漢文教員是老學究，也許是學問深邃的，可是就我看來，均是十分怪誕可笑。他們都是舊式的溫靜文雅的君子，可是不會教授功課，加以他們不懂世界地理，有一位居然告訴我們可以用汽車由中國到美國去。我們饒有地理知識，忍不住的鬨堂。記得有一位金老夫子，身材約四尺十寸高，費了整個學期的時間，只教了我們四十頁大字印刷的中國民法。我十分憤怒。每一點鐘，他只講解其實不必講解的十行，即使他最善虛耗光陰也不出十分鐘工夫使可講完了的，其他的時間他卻作為佛家坐禪入定之用，眼睛不望著學生，不望著書卷，也不望著牆壁上。這真是偷看書籍最好不過的形勢了。我相信我在此時看書是於人無損，於己有益的。在這時期，我的心思頗為發育，很愛看書。其中有一本我所愛看的乃是張伯倫《十九世紀的基礎》（Chamberlain's“FounBdations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卻令我的歷史教員詫異非常。我又讀赫克爾《宇宙之謎》（Haeckel's “Riddlle of the Universe”）、華爾德《社會學》（Ward's “Sociology”）、斯賓塞《倫理學》（Spencer's “Ethics”）及韋司特墨（Westermarck）《婚姻論》。我對於進化論和基督教的明證很感興趣。我們的圖書館內神學書籍佔了三分之一。有一次在假期回家，我在教會登壇講道，發揮舊約《聖經》應當作各式的文學讀，如《約伯記》是猶太戲劇，《列王記》是猶太曆史，《雅歌》是情歌，而《創世紀》和《出埃及記》是很好的，很有趣的猶太神話和傳說。——這宣教辭把我父親嚇得驚惶無措。
我在英文課堂中也不見得好一點。我愛法文和心理學，可是我忍受法文和心理學兩堂功課即如忍受漢文課程一般。我相信我那時是個不合時宜的分子。最同情於我的教員乃是一位歷史教授Professor Barton，他就是見我讀張伯倫的鉅著而詫異的那位。可是他對於我在他講演時間常向窗門外望，也不能愜意。總而言之，我由課堂的講演中得益無多。在那裡我沒有很多發問的機會，而又不能剖開教員的心腹而細細察驗，如同對付一本書的著者，也不能如在書中自由選擇我所要知道要搜討者。當我聽講演聽得有合意的，有趣的句語，又不能個個字筆記起來。好像我看書時把合意的，有趣的幾行用筆隨意加以符號，藉以慢慢縈迴咀嚼。我最恨積分，雖然各種考試我都合格。有時我只相信我已成功愚弄教員，令其相信我知曉功課而已，但有時我以為我的教授，並不是那樣的傻子。我所需要的乃是一個完備的圖書館，可是那裡卻沒有。後來到了哈佛大學，得在那圖書館的書林裡用功，我才悟到一向在大學的損失。
第四章 與西方文明初次的接觸
然而入學校讀書，對於我個人究竟沒有甚麼損害的。在學校所必須學的東西，很不費力便可叼了去。我很感謝聖約翰教我講英語。其次，聖約翰又教我賽跑和打棒球，因此令我胸部得發展；如果我那時進了別的大學，恐怕沒有這機會了。這是所得的一項。至於所失的項下，我不能不說它把我對於漢文的興味完全中止了，致令我忘了用中國毛筆。後來直到我畢業，浸淫於故都的舊學空氣中，才重新執毛筆，寫漢字，讀中文。得失兩項相比對，我們覺聖約翰對於我有一特別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