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日，《抗聯三路軍九支隊官兵履歷表》中，林玉金，三十九歲，1939年2月入伍到6軍3師保安連，擔任過中隊長、排長，“負傷次數及輕重”欄中“無”，“特徵”欄中為“足指皆無，左小指有凍傷”。
1939年（無月日），《張壽海Ч賾誆慷擁幕疃�榭黽熬�咽褂夢侍飧�鴆叩男擰分興擔�叭�魯醵�埂保�巴跫討芡�荊ㄇ笆�瘓��彌魅危�寰�衫吹模┮韻鋁��乘饋薄�
1940年2月24日，《團結給海山同志信》中說：
在去年嚴冬之際敵情緊張時期，衣履不佳，飲食不周，除不得已送過江（蘇維埃聯邦負責同志費心代為收容救濟）百名外，在兩個月過程中加因為傷病飢餓，奇寒而死的四十餘名。
那時在東北，一場寒流過後，無家可歸者成為街頭死倒，平淡無奇。莊稼人的手，若不皴裂開一道道口子，那就不像個莊稼人了。“六個爪”、“王禿瓜子”、“李壞手”、“一隻耳”，是男人而被稱為“×小腳”，殘廢了，這才算得上凍傷的。而各地游擊隊從成立之日起，這類外號就不斷地取代著一些人的名字。
秋風起，在抓緊整治“時令病”的同時，防凍傷教育也提上議事日程。這時凍傷主要發生在行軍、作戰期間，特別是打伏擊時。土生土長的都有一套防寒經驗，對於像彭施魯這樣的，開頭就得特別關照些。同時上身的棉衣，你的比別人破爛，就得說明理由。偶爾打次小宿，濺上火星子燒些窟窿眼子，或是抽菸不小心燒了一塊，就要受到批評。再燒，就會受處罰，通常是罰站、打軍棍。
1938年前，冬棉夏單，各軍基本都能做到。那也有凍死的，不多。之後就越來越多了，也不罰站、打軍棍了——都成“野人”了，罰誰呀？
離休前為哈爾濱工業大學副總務長的李桂林老人，黑龍江省肇州縣人，1940年8月參加3路軍12支隊36大隊，沒有任何過渡，離開家門，上隊就開始“打火堆”。
飄第一場冬雪那天，李桂林有些不舒服，也是太累了，聽到“打火堆”三個字，就趴那一層薄雪的地上不想動彈了。大隊長景芳，細高個，一臉黑鬍碴子，一隻胳膊負傷鋸掉了，一隻獨臂將李桂林薅起來，吼著讓他去弄樹枝子鋪“床”，“不然就處罰你”。
1997年筆者採訪時，老人七十三歲，平頭白髮，個頭少說1。70米以上。他參軍時還不滿十五歲，長得也小，沒支三八大蓋高。雖說“窮人的孩子早當家”，那也是孩子呀！
老人說，當幹部操心受累呀。天還不大冷時，睡覺前要烤烏拉，先烤一隻，烤好了穿上再脫另一隻，主要是烤烏拉草。有的烤著烤著，身子一歪睡著了，就得趕緊把他弄醒，給他幾巴掌。大家都睡了，有的迷迷糊糊往火堆前湊乎，當領導的就要把他拽回來。一般個把小時就凍醒了，沒醒的，就得看看怎麼回事。一眼沒看到，就可能出事。有個田富，10個手指頭都凍掉了，後來凍死了。
王鈞老人說，1939年10月下旬，我們12團的朱連長，帶個戰士馬萬海跑交通，去訥河縣梁家窖送信。晚上“打火堆”，馬萬海燒得就剩個腦袋，朱連長兩隻腳燒沒了。他爬了兩天兩夜，把信送到了，幾天後也犧牲了。
離休前為伊春市人大副主任的高玉林，與李桂林同歲，同年參加12支隊，兩人家相隔不到兩公里。像李桂林一樣，張口就是實事。
老人說，有一回做夢，說做的大米乾飯和豬肉燉粉條子，那個香呀。迷迷糊糊爬起來，就去火堆上抓，一隻手燒得“糊巴爛啃”（形容燒得焦煳破爛的樣子）的，現在還這麼多疤。
老人說，火也怕凍呀，你看那火苗是藍色的，現在估摸著那氣溫就得零下40多攝氏度了，就得格外小心了，當領導的就不敢閤眼了。最可怕的是秋末冬初、冬末春初那種雨夾雪天氣，衣服溼透了，“打火堆”也不能脫下來烤，不凍死凍傷，八成也得病了。好人都難活，肚裡沒食，連餓帶凍，還有個好嗎？
1軍3師西征碰上的就是這種天氣，不知造成多少非戰鬥減員。筆者見到的資料，都沒提及這個問題。而本節前面引用的“王繼周同志以下六名凍死”，就是雨雪紛紛所致。檔案中還說“據說再延馳（遲）一小時的淫雨，就要凍死全隊的三分之二”。
李桂林老人說，大興安嶺的冬天，不下雪的時候不多，那雪齊腰深，過胯深，沒膝蓋算淺的。踩雪殼子走，一下沒擎住，咔嚓掉下去。爬不上去，就用槍托砸雪殼子，在雪裡往前拱，拱出的雪道像工事、戰壕似的。有時一腳懸空，又掉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