呀！1940年後陸續退往蘇聯，怕帶過去傳染病，過界後都脫得一絲不掛，衣服燒了，洗個澡，再見面，你是誰呀？認不出來了。
不斷有媒體報道，湖北省神農架發現野人。有關方面多次組織科考隊實地調研，一無所獲。而從1938年開始的四年多里，“不吃人飯，不拉人屎，不走人道，沒人味了”的東北抗聯官兵，除了扛槍打鬼子，那模樣和生存狀態，與野人有多大區別？
有資料說，當年東北的中南部，每年無霜期平均為150天，北滿只有125天。今天的黑龍江，也是雪花飄半年。這樣說比較抽象、概念，最冷時究竟能冷到什麼樣子？老人們說，那時沒有天氣預報，那時天比現在冷，現在估摸著，零下30多攝氏度是常事，臘月零下40多攝氏度不算啥。“頭九不算九，二九凍死狗，三九四九石頭裂口”。石頭怎麼凍裂口不知道，你瞅著小鳥飛著飛著就掉下來了，夜靜樹凍得咔吧咔吧響，冰面、地上凍裂的口子能別斷馬腿。
有房子住時省衣服，鬼子軍裝穿一冬沒問題，普通棉衣穿爛了，天也快暖了。待到天大房子地大炕，森林是故鄉，普通棉衣有時兩件也挺不過一個冬天了。
吃糧拿命換，穿衣也一樣。
秋冬季作戰，敵屍被扒得光溜溜的。
秋風起，雪花飄，官兵還身著單衣，當領導的就滿嘴燎泡了。
沒有棉衣，就熬不過這個冬天，隊伍就會垮掉。
服裝我代為想辦法，實在無著，進攻某地，以武力扒老百姓衣服，更換，窮的給大煙土換，富的沒收。
這是1936年11月16日，×××（筆者將姓名隱去，下同）給×××信中的文字。而這時距從1938年開始的更嚴酷的冬天，還有兩年。
1937年11月14日，《柴世榮、關書範關於敵情及我軍狀況等問題致周保中、宋一夫的信》中說：
所謂抗日軍的時令病不斷的復發，軍本部直轄部隊三團教導團還沒有發生這一時令病，但在南方部隊二軍五軍三團一團，叛徒拐槍逃跑真是不一而足，自然是教育不夠，是復發時疫病一重大因素，但一味是駐不著房子，打小休蹲山亦是促成這一病之動因，除非達到紅軍戰士徹底覺悟程度亦許會消滅這一缺點。
抗聯老人說冬天是個漢奸，不光因為天氣寒冷，老天爺“叛變”了，連土地爺也“投敵”了。大雪改變了景觀和地勢，山裡清湯林子，平原一覽無餘，哪兒都難藏人，一動就留下痕跡。春夏秋三季，河流到處阻礙敵人，草甸子、沼澤地根本進不去。而今，大地冰凍如鐵，敵人的汽車、爬犁撒著歡兒到處跑。
前面說過，擊垮義勇軍的，不光是日寇，還有老天爺。
特別是一些山林隊，或是山林隊改編的隊伍，樹葉一落，“時令病”就來了，覺得沒別的路了。真投降的，假投降的，有的則插槍散夥了，說是待來年春暖花開聚攏起來再幹。
1937年1月17日，《王潤成給中央代表團的報告》中說：
這些隊伍的投降，與以前不同。在以前投降，大半都是領袖分子用各種各樣的方法欺騙下層群眾投降，而這次則是因衣、食、住等問題無法解決，群眾動擺，領袖又想不出辦法。舉例說吧，史旅的安團、劉營他們投降，是在三五年十二月與三六年一月前後，這時候討伐隊早已撤退了，可是沒有棉衣穿沒有房子住，一去徵收給養就得打仗，並且無處去弄。為了這件事劉營長在密營裡哭了三天，最後宣佈誰能幹，誰就領導這些人幹，我實在是沒有辦法了。
離休前為國防科工委副主任的彭施魯老將軍，筆者採訪時八十三歲，白髮濃眉，目光有神，思維敏捷，談吐文雅，學者風度。
他1916年生於河南省武陟縣一地主家庭，先後就讀河南焦作中學和北平弘達中學，1934年入團，1935年入黨，並於同年與在焦作中學的同班同學王靜敏一起被派往東北。
負責送他們去東北的交通員叫李義臣，山東人，在東北待過多年。三十多歲，中下個頭，寬肩闊背，一張臉上方下圓，濃眉大眼，話少，好像不會笑。他的“身份”是個那時常見的江湖賣藝人，彭施魯和王靜敏是他的“徒弟”。出發前約定，沿途兩個人儘量少說話，一切由“師傅”應付。
從北平坐火車到山海關，過去叫出關，這回是“出國”——那邊是“滿洲國”了。
“出國”自然麻煩，買張火車票，這證那件的，恨不能把你祖宗八代翻個底朝天。3個人找個小客棧住一夜，第二天早飯後揹著行李捲邁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