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開篇是這樣子的：
敬愛的同志：
在正式報告我南滿黨與第一路軍的各種問題之前，先陳述一下我們幾年來的感想。
自一九三五年七次代表大會（指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筆者）以後，在一九三五年秋季，在哈爾濱接到王明同志的著作《為獨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國而奮鬥》小冊子以後，就完全斷絕了中央與北滿的關係，因而也就得不到中央的具體指示與中央發行的檔案與通訊，即對一般群眾所發行的書籍報紙等亦見不著跡影。同時，狡猾的日賊還從四面進攻我們。一切的工作，都是幼稚的。我們有如在大海中失去了舵手的小舟，有如雙目失明的孩提，東碰西撞，不知所從。當目前偉大的革命浪潮洶湧澎湃之際，我們卻似入於銅牆鐵壁中，四面不通訊息，長期悶在鼓中，總聽不到各處革命凱歌之聲。
這封有年有月無日的信，應該是在第二次頭道溜河會議前後寫的，應該是由陳秀明送去蘇聯，交給中共代表團的——這是頭道溜河會議的重要決定之一。
我們今天看到的這封信的節錄，是從日文翻譯過來的。據說，陳秀明下落不明，共產國際方面也未見到這封信——這位被仙人洞老人親切地稱為“八個爪”的原桓興縣委書記，凶多吉少應是無疑的了。
就算這封信送到了蘇聯，又有什麼用？王明、康生早夾著皮包走人了，誰還管東北抗聯？
許多老人說，今天幾號了，星期幾呀，那時沒這個，也用不著這個。清明栽土豆，穀雨種大田，那時莊稼人掛念的是節氣，種莊稼不能誤了節氣呀。參加抗聯了，一年裡印象最深的日子，一個是看到樹枝鼓苞了，高興啊，抗聯的好日子要來了。再一個是樹葉落了，天氣涼了，老天爺變臉了，愁啊，這一冬怎麼熬呀？什麼生日、年節呀，沒了，連大年三十都不知什麼時候就過去了。有人問現在是民國多少年了，有人就說多少年了咋的，你還能包頓餃子，給大家夥兒過個年哪。新兵會問現在是“康德”多少年了，有人就罵：去他媽的“康德”！
1936年3月16日，在延安出版的第263期《紅色中華》，在一篇介紹東北抗聯的文章中，竟將赫赫有名的趙尚志，寫成“鄭尚志”。同年5月12日的《下江抗日救國青年團的新任務》中，則說“滿洲游擊隊中有名的女將李紅光（現在十八歲）”。不排除抗聯和早期游擊隊中，有叫李紅光的女性，可這“有名的女將李紅光”卻是誰呀？有名的、連在延安的毛澤東都知道的李紅光，只有前面已經寫過的、一年前犧牲的1軍1師師長兼政委李紅光。
把“趙尚志”寫成“鄭尚志”，問題不大。東北四大游擊區難以通聯，資訊隔絕，可以自己想辦法。可與中央失去聯絡，對於這支原本就難以支撐、一直在奮力支撐著的隊伍，意味著的卻是什麼？
周保中屢次派人進關找黨中央，連人也沒了蹤影。派人去蘇聯，欲透過共產國際與中央聯絡，也是一樣。1938年1月16日，周保中從7軍饒河駐地出發，越過烏蘇里江，在蘇聯比肯滯留一個多月，除了得知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已經回國外，仍是一無所獲。
1月31日，周保中在給海參崴“丁山”轉共產國際中共代表團的信中說：
代表團負責同志們！東北斗爭環境是異常嚴重，黨組織內有極大危機，我此來是非常不容易，並且絕無可能久於滯留。在你們重視抗日民族革命戰爭，重視東北黨七年來血的鬥爭和今後的前途，你們負有領導重責。過去一年以至二年，你們對東北實際上是放棄了領導，造成今日許多嚴重危機，那麼，現在是再不能“漠視無睹”，貽誤革命發展的前途。
2月20日，《周保中給共產國際執委主席團中共中央代表團的信》中，措辭嚴厲地寫道：
最後堅決的向你們堅決提出嚴重抗議的意見，你們若再放棄對東北黨嚴重時期的領導，而不迅速答覆我們的要求，我們吉東黨首先將要向共產國際監察委員會控告主席團和中代，我們將要直接向中共中央提出控告中共代表團。
而早在一年前的3月31日，《中共吉東省委書記宋一夫、五軍黨委書記周保中給中共中央代表團的信》中，已明確批評指出：
中央代表團同志若再“放任”，實際上就是棄置。
控告王明、康生瀆職、不作為，將抗聯“棄置”！
撤銷滿洲省委，致使群龍無首，內部紛爭。更加惡劣、不可思議的，回國前竟然未置一辭，對浴血奮戰的東北抗聯漠視無睹，棄之冰天雪地。
193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