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2日，《馮仲雲給中共中央的工作報告》中說：
我們站在布林希維克的自我批評立場，向中央提出批評。中央三四年來與東北黨，尤其是北滿黨沒有聯絡，使黨內各種問題不能及時的在政治上、組織上解決，使工作受到無限損失，是錯誤的。我們認為中央某些同志應該負著錯誤責任。
關於東北黨和抗聯最終不得不退往蘇聯，當年和今天都能共識的原因之一，就是與中央失去聯絡，斷線的風箏似的，孤軍奮戰。
而日本人認為“南滿省委崩潰之原因”，“中共是否無此餘力，或是否由於對在滿黨之前途缺乏信心而坐視不救，即或並不明顯，但對南滿省委之窘境未予任何救援對策，從××（全光——筆者）之供述亦可明瞭，從而可認為此乃崩潰之第一原因”。
周保中給海參崴“丁山”轉共產國際中共代表團的信中，提出10個要求解決的“緊迫”問題。魏拯民的《報告》，也提出了“對中央的最低限度要求”，共4項，分別為“幹部問題”、“檔案問題”、“物質方面”和“將來交通聯絡問題”。
幹部問題（軍事、地方、技術等各方面）：
南滿省委第一路軍，自一九三五年以來與中央以及哈爾濱省委斷絕了聯絡關係以後，上級機關並未補充一個幹部，一年一年的高階幹部（有工作能力的幹部）以及其他優秀的幹部不斷的損失，雖然由較有能力的隊員與黨員中提拔補充，但由於長期多次的戰鬥犧牲，目前暫存的已為數極少了。如今後仍然不能由上級機關得到補充的話，就很難執行一路軍的各種重要工作與完成黨軍的任務了。關於對幹部所要求的具體條件，都要託去者代為轉達。因此，希充分研究後，為南滿與第一路軍將來整個發展和開闢工作上考慮一下，乃是我們非常盼望的。
我們要求的幹部是：高階軍政幹部五人（但必須是能擔當一路軍總司令與南滿省委工作者），地方工作幹部二十人（有縣區委能力者），中級軍政幹部十人（能擔當師長以上的職責者），技術人才（製造炸藥，使用無線電，製造防毒面具者）各二、三名，希即派來。
1933年11月24日，《中共滿洲省委何成湘關於最近滿洲工作報告》中說：
幹部的恐慌是滿洲黨組織上一個嚴重的現象，因為幹部的極端缺乏，障礙了整個工作的發展。
關於幹部問題的解決，一方面還須要中央的幫助〔這裡附帶批評到中央，中央一月指示信嚴重指出如何幫助滿洲的幹部，但實際上數月未（應為“來”——筆者）一個人也沒有派去，中央實際沒有執行自己的決定——自然幹部的十分困難，這是誰也不能否認的事實。關於滿洲具體須要中央派的人，俟討論滿洲工作時提出〕；另一方面，當然要省委自己加緊幹部的訓練（學生已陸續派了人去，訓練班已部分的開始）。
前面說過，那時連許多不識字計程車兵都會說的一句導師名言，就是斯大林的“幹部決定一切”。從滿洲省委到各地方黨和武裝，一直都在千方百計地培養、提拔幹部。1933年1月7日，在滿洲省委給磐石中心縣委及游擊隊的指示信中，要求“在開展遊擊運動的基礎上進行一個入黨的號召，為增加五倍黨員而鬥爭”。1934年5月5日，《中共磐石中心縣委給人民革命軍黨部的第二次指示信》中，要求在“紅五月當中，為發展一倍黨員而鬥爭”，“要師、團、連提拔三個以上幹部”。吉東特委和4軍、5軍，“建立教導班（或教導隊）”，“選拔的學員要聰明、積極，有民族覺悟，識字最好，不識字的優秀分子也行。教材要簡單明瞭，合乎目前實際工作的急切需要”。“要大膽的提拔，不要條件提得很高，尤其是對於老隊員，他們打日本好幾年有堅決犧牲心，經過我們領導很久，有相當的政治軍事的經驗，更應大量的提拔之。”
實際上，抗聯各軍的師以上幹部，幾乎都是在鬥爭中培養、提拔起來的。
只是無論怎樣突擊提幹，“提拔的、培養的、教育的，趕不上犧牲的多”。
以第二次頭道溜河會議參加者為例，魏拯民、全光、徐哲、韓仁和、陳秀明、金廣學、金柏山、黃海峰，共計八人。除金廣學、金柏山被派到地方工作，筆者查不到下落外，全光叛變，陳秀明失蹤，倖存者僅1路軍軍醫處長徐哲一人。
東北抗聯培養幹部的另一個途徑，是派去蘇聯學習、深造。在這方面，比之關內黨和紅軍，東北黨和抗聯可謂“近水樓臺先得月”了。特別是吉東、北滿，過江就是。而且派過去的學員，又非各軍教導隊和趙尚志任校長的政軍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