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為美軍顧問，蓋倫主持了CIA派屬不明的地下機構。斯科爾茲內從西班牙前往阿拉伯。
我試圖在零丁的拼圖碎片上窺見全圖。它們暗示什麼？國防軍高層倖存的關鍵人物已是美國附庸。阿拉伯是一次大戰時德國的勢力範圍，此後歸英國統轄，又在45年後易手美國，再往東就是蘇聯的控制區。——德國分為東西兩半，各為美蘇的橋頭堡。我再也坐不住，立刻找到那位CIA菜鳥，“請幫我把這管牙膏放進信箱。”
三天後，韋塞爾氣急敗壞地找到我，“害我找錯了接頭物件！”他把牙膏扔在桌上。
他曾經說過如果我要找他，就把一件能說明我是誰的東西交給菜鳥，讓他放進死信箱。我猜他的重要人物裡，使用美軍監獄的牙膏而又用漱口杯把它軋扁後再折起來的人只有一個。
但他沒有注意牙膏廠牌。
不知道他找錯了誰，看來沒少吃癟。
“……很高興您能全身而退。”我們瞪著對方，同時笑了起來。
這次烏龍說明了兩點：一、韋塞爾和此類正規軍人真的不擅長跑外勤（我也蹩腳於此道）；二、韋塞爾與我的聯絡並未讓蓋倫知道全情。
“我想起來了，六處另有一批檔案備份。”我坐在秘密談話室裡，語速緩慢，韋塞爾的眼睛像鼬鼠那樣亮起來。
“你也許知道，它們涉及六處使用過的案官和線人，如何聯絡他們，採用何種誘餌或手段能與之合作。還有各國政界要人的醜聞、文化界人士的思想傾向。以及歐洲各城市的哪些咖啡廳、酒吧、下級旅館可供接頭——你也許不知道，六處還有許多尚未動用的鼴鼠，他們捱過了戰後搜捕，現在仍在潛伏。”
我說這番話並無把握，但韋塞爾比我知道得更少。
“您開個價吧。”
我已釐清了道路。蓋倫組織的格局已經改變，戰爭時代由軍人主導的東線外軍處變為和平時代的情報機構，分析科科長韋塞爾希望進入情報蒐集的領域，與蓋倫的其他幾張王牌相抗：這些人對蘇聯以及東歐的軍事情報瞭如指掌，但並未涉及德國境內或西方。韋塞爾想與我聯手取得這片空地，成為蓋倫手下的一號人物。
我看著這個荷爾施泰因人。他與我年紀相仿，有著相似的思維方式，邏輯上我勝一籌，交際是他的強項。曾經我們一起設計外軍處二科的編制，互知底細，棋逢敵手，與這種人合作勢在必然。
他現在的棋譜是藉由我所掌握的六處檔案，組建德國境內的情報網，而我的身價，是介入他此後將無暇顧及的情報分析工作。
這是蓋倫組織的核心，我要成為蓋倫拔不掉的一顆眼中釘。
我坐在秘密談話室裡，牆外的世界在思維裡呈現出來。經歷威廉時代和第三帝國，兩次覆滅，德意志蘭又回到三十年戰爭。為何一個死囚想到即將與己無關的事情，會死而不寧。
這讓我走上逃亡之路。
三年前我帶著必死的信念穿過美軍的封鎖線，成為戰俘，現在為世變後的“合理性”愧對誓言。我變了節，再也不是那個旗幟下莊嚴宣誓的少年。
與任何主義無關，背棄內心本身是一種責罰。但後悔是推卸責任的表現，我別無遺憾。
1948年6月19日—6月21日
（下篇完）
☆、豚鼠
【原文】
午後的陽光斜射進來，我把瞳孔對準太陽的方向。這種消磨時光的方法讓我想起埃爾文。大學時他總是把自己鑲嵌在一堆抱枕裡，說要在黃金般的午後享受字面義的“度日如年”。
我在大三那年認識了他。他是慕尼黑來的交換生，比我低一級。歡迎會後他抓著我抱頭痛吻，用濃重的巴伐利亞口音打著響鼻，說重感冒在身不便行大禮。謝謝感冒病毒，讓他簡化了禮儀。
那年的交換生裡有不少青年團員，組織讓本地生一幫一的接待他們。由於他那極其特殊的打招呼方式，當支隊長問我對誰最有印象時，我就脫口而出了這小子的全名。
他第二天就跑到我租的公寓裡安了窩。
那天他提著“反應顛沛流離的波西米亞人的生活”的花布袋出現在我家門口，大喊“這裡怎麼幹淨得像停屍間”，我從不知道寄人籬下也可以這麼趾高氣揚。
他真的把這裡當成自己家，試圖用隨處亂扔的衣服和鞋襪來對床和桌椅讓它“變得更有人味兒”，雖然在我的威逼之下沒有得逞。
但某天當我從實驗室回來時，卻看見屋頂的吊扇赫然變成了火紅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