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妄揣這位親切的長者會寬恕我的冒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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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720
晚飯後，人們聚在讀報欄下盯著到處開天窗的報紙（盟國向在押戰犯有選擇地提供報刊資訊，凡不適合提供的即行剪輯——編者注），報端上日期寫著7月20日，我是這樣想起三年前的刺殺元首事件的。
諾曼底登陸後一個月，施陶芬堡的伯爵把炸彈放到希特勒的桌下。他很快逃離現場，爆炸時已經走在通往政變的路上。一群預備役軍官想顛覆政府，但眾所周知，希特勒活到1945年夏，伯爵的計劃破產了。
當時我正在東線外軍處，接到調遣令時，事情已經過去整整一天。再一天後我回到安全域性，卻接到了對我本人的稽查。奉命平叛的帝國官員戴著手銬走進自己的單位，這就是當時的局面。我被隔離審查數日，幸而獲得信任，進而參與這件事的審理。
那時施陶芬堡已經死去，涉案人員大都押送安全域性，餘下的正由四處（秘密警察——編者注）加班搜捕。穿上制服的便衣偵探衝進五處（刑事警察——編者注）的大小部門，由於五處長奈比已是叛國嫌犯，這些意法聯軍迫不及待地鯨吞同僚留下的勢力空洞。
那位獨目斷臂的伯爵則死得大事化小。比起這位現在被奉為大英雄的人，其黨羽引發的帝國軍政界洗牌更令人焦頭爛額。“據傳，繆勒（四處長——編者注）也抓到了卡納里斯的把柄。”我板著臉對我的上司施倫堡彙報。國防軍諜報局和我處同樣署理國外情報，是一對歡喜冤家，繆勒對軍諜局局長下手，難免要順藤摸瓜，給他的死對頭施倫堡下個絆。
施倫堡搖著半杯兌了伏特加的威士忌，若無其事，但烈酒實是他減壓的辦法。幾天後卡納里斯的案子神鬼不知地移行六處，大量檔案在搬遷中仗著盟軍的高爆彈付之一炬，我們甚至把軍諜局也接管了過來。
“總不能為了捉幾隻蟑螂，把房子給拆了。”他撲閃著明亮的眼鏡聳聳肩。可是在美軍壓到了西牆（德國西境的軍事防禦系統——編者注）的節骨眼上搞垮軍諜局，我們和刺殺國家元首的施陶芬堡們有什麼不同。
他玩味頗深地看著我，“您會知道有什麼不同。”隨即把我也關了起來。
“眼下幾十個將軍尚未受審，以你的少校軍銜，甚至還不夠格上軍事法庭吧。”他倚在禁閉室的簡陋桌子邊上，西裝前襟斜斜地敞著。720事件引發國防軍高層的洗牌，有干係的中層軍官塞滿了審訊室，更低層的直接槍斃。
“槍斃我對您並無好處。”
“有時也只好雞飛蛋打。”
他笑著，眼睛裡寫滿天真的殘忍和世故的人情。“我一貫不喜歡強迫人，這您是知道的。不過……我想您有一位左派的父親？”
我的父親是社民黨人，幾十年來一直不認同納粹的政策，我很少與他往來。但沒有人會把籌碼當作威脅，而邏輯從來不是我的弱項：“如果您打算‘保護’家父，我相信您一定能為他找到躲避轟炸的上佳地點，日後遇有萬一，這將成為您的善舉，和暗中釋放集中營裡的人是一樣的。”
“您一定也不會畏懼更為極端的手段。”他的聲音很輕，帶著失望和不經意的疲憊。
我的上司在1942年就主張與西方和談，那時德軍首次露出敗相，但陸軍部相信只要冬裝配給到位，德軍一定能再度圍剿列寧格勒。現在戰爭又進行了三年，兵力難以為繼，航空燃油的匱乏讓戰役只能在地面展開，地中海戰線破裂，盟軍從諾曼底登陸，明眼人都看得出德國的敗局。
幾年來他四處尋求援手，包括他一手培養、如今負責與陸軍總參聯絡的屬下，但那時我站在陸軍部的一邊，直到此時相遇，他柔和的目光裡已經有了越來越多的淡漠。
“您從不是個怕死的人，威脅您不會有任何結果。那麼讓我聽聽您拒絕的理由。”
在我擔任他直系下屬的幾年裡，他一直告誡我為人不要過於黑白分明，往日的盟友會成為未來的敵人，而曾經的仇讎也會聯起手來。“何況那些本無仇怨的人。說說看，現在您還對統一歐洲抱有希望嗎？”
他的眼裡露出少有的鋒芒，這在當時無異於篡逆之言。
而我也露出鮮有的抗逆：“但如果投降只會讓德國回到1918年，軍人又是在為什麼而戰。”
“讓您改變初衷也是徒勞的。”
“我會跟您走。”我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