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淖鷓希�醫��耪廡┟孛芩廊ァ�
1947年1月17日
☆、語言
我在中學時就開始主攻理化，讀大學時，已經和研究生一起進實驗室。但上帝賜予人的時間是相等的，我的德語和外語都十分破爛，不得不用背辭典的方式來增加詞彙，應付作文考試。
這個經歷是很幼稚的，卻使我這種並無語言天賦的人受益良多。現在我對詞彙的含義有了更精確的認識，並且能用這個後天習得的本領來遣詞造句。大學時與一位學人文的朋友辯論使我掌握了快速組織詞句的能力，後來我在安全域性負責書報審查，又對詞語的褒貶義和字裡行間的立場有了更深的理解。我在分析情報時不得不速讀很多英法的資料，這些旁門左道的經歷最終使我變成一個牙尖嘴利之人。
世界真好笑，在得到這些後天能力之後，我的思維還是經常撞上南牆，語言只不過為它造出一堆冠冕堂皇的理由罷了。就像石頭可以敲擊出火花，卻永遠不能用作柴薪。我不相信宿命論，我只相信自我一旦確立，就永難更改，這是我與世界相聯絡的方式。
1947年1月30日
☆、相遇伊利亞斯
【原文】
我記得通往勃蘭登堡門的路筆直向西，日落的陰影籠罩帝國。我也記得曦光落在道旁的菩提樹上，八年裡那些秀小的樹木招展著帝國的新生，淺淡的黃色就像另一道景色。
現在帝國覆滅，我在囚牢裡又見到那個景色。我的一位故友淺栗色的頭髮，讓我想起人們用以回憶的東西：發黃的信紙，或模糊的照片。他站在監獄廣場的另一側，穿著談不上款式的衣服。我認識他的時候，這個《人民觀察家報》的年輕記者是柏林有名的花花公子，他穿著走遍世界的風衣走進週末舞場，總有三五個姑娘擁上來。
現在他那麼樸素，近乎憔悴。
我驚訝的並非他的憔悴，這是所有困守蘭斯貝格的人們的日常。你當然會在最高傲的人那裡看見最深的苦難，因為他早已邁過普通的坎坷。我驚訝的是他在這裡，一件紅馬甲昭示他的命運。
賣字為生的人或許真的比賣力為生的人要高貴，即使從未殺過人的納粹記者也會被“歷史”判罰。那些民主分子料必竊為之喜，因為只要我們仍然留在“歷史的恥辱柱”上，作為判罰的一方，他們就也無償地不朽了。
這只是一個死囚的狂言。來到蘭斯貝格後我時常感到一種死後的輕鬆，或說從柏林陷落的那天起，作為帝國情報官的我就無事可做了。但是今天我看見伊利亞斯，卻覺得自己會活下去。死牢既然施捨給我一點時間，我就用來推翻它的統治。
順帶一提，盟軍在兩年前的今天進佔維也納，這真是個值得紀念的日子。
1947年4月27日。
【編者注】
伊利亞斯？阿本德羅特是前《人民觀察家報》第二版的記者和編輯，由於發表反猶言論而獲罪，投入蘭斯貝格監獄等待死刑。這天加蘭與他相遇，幾乎交肩而過卻讓二人心緒難平。他們在柏林相識，以異鄉人的身份生活其中，成為朋友，各奔東西又在人生的末尾相遇。在阿本德羅特寫於獄中的《蘭斯貝格的日落》裡，同樣留下了名為《加蘭，以及人生的斷片》的一篇。其更為詳盡的文字讓我們得以瞭解他們對彼此的隱喻。
他們對死亡的見解是截然相反的。加蘭信仰瓦哈拉的烈火，而伊利亞斯用遊歷世界的方式證言生命的熱力。帝國覆滅在前者而言是一方可以長眠的棺材，卻讓後者死無葬身之地。他們在獄中的相遇因此具有了哲學意味。
我在後來的調查裡得知，加蘭在這次相遇後一改常態，開始暗中聯絡從前被他拒絕的一些人，包括三個月前試圖讓她寫“贖身狀”的美國OSS菜鳥辦事員。當時他甚至不知道OSS已經更名為CIA，但很快就找到了其在德國的代理——蓋倫組織。
此後的事或許都在這條隱秘隧道里完成：伊利亞斯在1948年獲釋，不久後在慕尼黑找到一份不起眼的工作。1952年加蘭走出監獄，旋即參與BND（聯邦德國情報局）的組建。帶著這些假設，這本筆記裡的《紀念720》《相逢》《國家法官》等篇章就有了另一層意味。
“他不會讓任何利益——包括生命——成為信仰的一般等價物。”伊利亞斯這樣評價加蘭，但我想，他或許會為一個新的國家利益，付出自己的信仰。以下附錄伊利亞斯寫在同一天的日記。我在萃集這本筆記時，已經無法徵得他本人的同意了，作為我年幼時撒歡膝下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