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際上都是從毛主席那裡來的，毛澤東對《武訓傳》的看法，此時已經完全變成了他的看法。
5月16日，《人民日報》加按語轉載了幾篇批判《武訓傳》的文章，５月20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的社論。這篇社論是經毛澤東審閱並作了大段改寫和加寫的。毛澤東說：
《武訓傳》所提出的問題帶有根本的性質。
像武訓那樣的人，處在滿清末年中國人民反對外國侵略者和反對國內的反動封建統治者的偉大斗爭的時代，根本不去觸動封建經濟基礎及其上層建築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熱地宣傳封建文化，併為了取得自己所沒有的宣傳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對反動的封建統治者竭盡奴顏婢膝的能事，這種醜惡的行為，難道是我們所應當歌頌的嗎？向著人民群眾歌頌這種醜惡的行為，甚至打出“為人民服務”的革命旗號來歌頌，甚至用革命的農民鬥爭的失敗作為反襯來歌頌，這難道是我們所能夠容忍的嗎？承認或者容忍這種歌頌，就是承認或者容忍汙衊農民革命鬥爭，汙衊中國歷史，汙衊中國民族的反動宣傳，就是把反動宣傳認為正當的宣傳。
電影《武訓傳》的出現，特別是對於武訓和電影《武訓傳》的歌頌竟至如此之多，說明了我國文化界的思想混亂達到了何等的程度！
在許多作者看來，歷史的發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舊事物，而是以種種努力去保持舊事物使它得免於滅亡；不是以階級鬥爭去推翻應當推翻的反動的封建統治者，而是像武訓那樣否定被壓迫人民的階級鬥爭，向反動的封建統治者投降。我們的作者們不去研究過去歷史中壓迫中國人民的敵人是些什麼人，向這些敵人投降併為他們服務的人是否有值得稱讚的地方。我們的作者們也不去研究自從一八四�年鴉片戰爭以來的一百多年中，中國發生了一些什麼向著舊的社會經濟形態及其上層建築（政治、文化等等）作鬥爭的新的社會經濟形態，新的階級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而去決定什麼東西是應當稱讚或歌頌的，什麼東西是不應當稱讚或歌頌的，什麼東西是應當反對的。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一些號稱學得了馬克思主義的共產黨員。他們學得了社會發展史——歷史唯物論，但是一遇到具體的歷史事件，具體的歷史人物（如像武訓），具體的反歷史的思想（如像電影《武訓傳》及其他關於武訓的著作），就喪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則竟至向這種反動思想投降。
16從《清宮秘史》到《武訓傳》批判（4）
資產階級的反動思想侵入了戰鬥的共產黨，這難道不是事實嗎？一些共產黨員自稱已經學得的馬克思主義，究竟跑到什麼地方去了呢？
為了上述種種緣故，應當展開關於電影《武訓傳》其他有關武訓的著作和論文的講座，求得徹底地澄清在這個問題上的混亂思想。 文章尖銳、潑辣、氣勢磅礴、獨到深刻，非毛澤東莫屬。
這篇社論還列了一個很長的名單，點名批評了43篇歌頌《武訓傳》和歌頌武訓的文章及其作者、發表報刊，批評了1951年以後新出版的4本關於武訓的新書，點名批評的作者達48人之多。
同日該報“黨的生活”專欄還發表了題為《共產黨員應當參加關於〈武訓傳〉的批判》的短評，進一步指出：凡歌頌過武訓和《武訓傳》的人，一律要做嚴肅的、公開的自我批評；而對擔任文藝、教育、宣傳工作的黨員幹部，特別是與《武訓傳》及其討論有關的幹部，還應“作出適當的結論”。當時氣氛之緊張，可以想見。
後來在“文化大革命”運動中，姚文元在他那篇聲震全國的《評反革命兩面派周揚》一文中稱，毛主席在這裡所說的那些“自稱學得了馬克思主義”的共產黨員，“為首的就包括周揚”。筆者認為，與其認定它特有所指，還不如說是一種泛指，一種模糊概念，這樣更具震撼力。當人們在最初聽到之時，都無不在思想上感到震動，可以說正是這種模糊概念產生的效應。就連周恩來總理都要因為自己在第一次文代會時曾問過《武訓傳》編導關於武訓興學的事，後來又審看過這部影片，都要向中央作檢討，說自己對《武訓傳》也有一部分責任。主管文化藝術工作的周揚當然就更需要認真檢討，積極戰鬥，爭取主動了。他在各種場合，大會小會上，文章報告中，不斷作自我批評，檢查自己存在事務主義，缺少思想領導，並且在最後寫了一篇批判《武訓傳》的重頭文章，從中可以看出他緊跟毛主席，重塑自己“堅決貫徹毛澤東文藝路線”的形象真誠努力和一片苦心。姚文元在這篇文章中把周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