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這些檢討都說成是“假檢討”，他還揭批周揚說：“1951年6月4日，《武訓傳》批判剛開始，周揚就立刻寫了一封信給他的一員大將於伶，指示於伶‘在思想鬥爭問題上’，‘具體處理要慎重，仔細，不可急躁魯莽’。並焦急地說：‘我們最需要知道的是真實情況’。”並誣陷說這是周揚在《武訓傳》批判過程中的“一次反黨大陰謀”。（《紅旗》雜誌1967年第１期）於伶時任上海文化局副局長，周揚給他寫信完全是工作職責範圍內的事情，就以姚所引的那些片言隻字而言，也並沒有什麼不對之處，那裡是什麼“反黨大陰謀”呢？
6月16日；《學習》雜誌第5期發表了楊耳《〈武訓傳〉和關於武訓的宣傳》，毛澤東事先審閱了這篇文章，並有針對性地加寫了幾段話，多達700餘字。
７月２３日至２８日，《人民日報》連載《武訓歷史調查記》。
根據毛主席的意見，由人民日報社、文化部組織，有江青參加的“武訓歷史調查團”寫的這個調查記是在“先入為主”的指導思想下進行的，不可能做到實事求是。事實證明，戴到武訓頭上的三頂大帽子：“大地主”、“大債主”、“大流氓”都是不能成立的。對這個調查記，毛澤東在許多地方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