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仍可以從各方面來參加抗日的聯合戰線；……‘國防文學’不能包括一切文學，因為在‘國防文學’與‘漢奸文學’之外，確有既非前者也非後者的文學，……”
7 “錯就錯在宗派主義”（2）
“我以為在抗日戰線上是任何抗日力量都應當歡迎的，同時在文學上也應當容許各人提出新的意見來討論，‘標新立異’也並不可怕；……”（《魯迅全集》第６卷第４３１、４３２、４３３、４３４頁）
魯迅在這篇文章中第一次明確表示，“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的口號不是胡風提的，是幾個人商議的，魯迅請胡風做的。
他說：“如果它是為了推動一向囿於普洛革命文學的左翼作家們跑到抗日的民族革命戰爭的前線上去，它是為了補救‘國防文學’這名詞本身的在文學意義上的不明瞭性，以及糾正一些注進‘國防文學’這名詞裡去的不正確的意見，為了這理由而被提出，那麼它是正當的，正確的。”魯迅認為，“‘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這名詞，在本身上，比‘國防文學’這名詞，意義更明確，更深刻，更有內容。‘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主要是對前進的一向稱左翼的作家們提倡的，希望這些作家們努力向前進”，同時“也可以對一般或各派作家提倡的，希望的，希望他們努力向前進”。他對那種認為在進行聯合戰線的現在不能提這樣的口號的觀點，那種不能對一般或各派作家提這樣的口號的觀點，以及那種認為這是統一戰線的“總口號”的觀點，進行了嚴厲的批駁，認為這通通都是“胡說”。至於“國防文學”的口號，魯迅說：“我說‘國防文學’是我們目前文###動的具體口號之一，為的是‘國防文學’這口號，頗通俗，已有很多人聽慣，它能擴大我們政治的和文學的影響，加之它可以解釋為作家在國防旗幟下聯合，為廣義的愛國主義的文學的緣故。因此，它即使曾被不正確的解釋，它本身含義上有缺陷，它仍應當存在，因為存在對於抗日運動有利益。”（同上，第435、436頁）
以上這些論述十分精闢，非常正確，從理論的高度把這場爭論的實質講清楚了。真理愈辯愈明，從此兩個口號的論爭便進入了尾聲。魯迅在這篇文章中還就其他一些事對周揚等人進行了嚴厲的批評，在有的事情上有誤解，有的話也未免有點過頭。比如他批評周揚為代表的左翼青年“抓到一面旗幟，就自以為出人頭地，擺出奴隸總管的架子，以鳴鞭為唯一的業績”，作為一種社會現象，針砭可謂入木三分，辛辣無比，活畫出了歷代極“左”派們的靈魂。
但說周揚“他們巧妙地格殺革命的民族的力量，不顧革命的大眾的利益，而只借革命以營私，老實說，我甚至懷疑過他們是否系敵人所派遣。”（同上，第４41、432頁）這就言重了，與實際情況相差太遠，這種“懷疑”比周揚他們對胡風的懷疑更缺乏事實根據。不過，魯迅也沒有把話說絕，他說：“自然，周起應也許別有他的優點。
也許後來不復如此，將成為一個真的革命者。”（同上，第438頁）40年之後，周揚在《學習魯迅 沿著魯迅的戰鬥方向繼續前進》一文中說：“我們在處理同魯迅的關係問題上有過差錯，但我們是革命者。我們這一些人當時雖有不少人已經是共產黨員，但思想上政治上還不成熟，有這樣那樣的缺點錯誤，但是對革命是忠誠的、堅決的。在這一個基本點上，我們和魯迅是站在一條戰線上的，是革命的同志。我們曾經有過對魯迅不夠尊重的地方，魯迅對我們中的一些人，包括我在內，也曾有過批評和指摘，但我們之間這種革命同志的關係，卻是基本的，這是歷史事實，並將被歷史所繼續證明。”
（《周揚文集》第5卷第140頁）這個話，完全符合歷史事實。
當下，周揚看了魯迅的文章，對徐懋庸個人採取這樣的行動去激怒病中的魯迅也非常生氣。他當然知道這不是他們的“有計劃”
的行動，更不存在什麼“詭計”。如果說他們對魯迅進行了攻擊，那主要就是兩條：一條是說魯迅不懂統一戰線，另一條是說魯迅偏聽胡風的話。自己是有錯誤，但不是陰謀。這一點，幾十年之後，他在接受北京魯迅研究室同志的訪談時也曾直言不諱地說到過。
（參見陳漱渝：《周揚談三十年代問題》，《百年潮》1998年第2期）書 包 網 txt小說上傳分享
7 “錯就錯在宗派主義”（3）
就周揚來講，他的確是很想和魯迅搞好關係，消除誤解和隔閡，得到魯迅的支援的，但總是事與願違，如今徐懋庸又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