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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打著“新”的“偉大旗子”整他。彼此間的誤解和隔閡，思想認識上的差異和分歧，在白色恐怖環境下相互溝通和交流意見的重重障礙，織成了一個千絲萬縷擰在一起解不開的歷史的結。
7 “錯就錯在宗派主義”（1）
魯迅被激怒了 8月1日，徐懋庸離滬返鄉前給魯迅寫了一封告別的信，把周揚等人在“國防文學”論爭中的宗派主義錯誤暴露的淋漓盡致，把兩個口號的爭論推向了頂端。
徐懋庸當年25歲，3年前，他以犀利的筆鋒，風格獨特的雜文走上文壇，受到魯迅的器重，曾為他的雜文集《打雜集》作序，並介紹它出版。以後他又連續出版了多本集子，成為有影響的雜文作家之一，他的某些文章有時甚至被誤認為是魯迅的雜文。1934年春徐加入“左聯”前就同魯迅有過幾次通訊聯絡，這以後兩人見面的機會就多了，關係開始密切起來。同年秋，徐被選入“左聯”常委會，並任宣傳部長，次年2月田漢等被捕後，“左聯”書記任白戈赴日本，徐接任書記。周揚考慮到徐同魯迅的關係比較密切，而自己同魯迅的關係不好，要同魯迅搞好團結，需要有個人代表常委會去同魯迅聯絡，這樣便選中了徐懋庸，讓他當上了“左聯”宣傳部長、書記。明人不做暗事，這一點，周揚當時就向徐講明瞭。
在“左聯”解散的問題上，徐懋庸作為“左聯”常委會、“文委”、“文總”與魯迅的聯絡人，往返於周揚等人與魯迅之間，傳遞資訊，進行規勸，但最終“左聯”還是無聲無息消失了。這激起了魯迅對周揚等人的極大的憤慨，對一再充當周揚等人的說客的徐懋庸也失去了往日的信任。魯迅在5月2日給徐的信中表示：“我希望這已是我最後的一封，舊公事全都從此結束了。”魯迅對徐懋庸從器重到厭惡，使徐的心情自然感到格外沉痛。他對魯迅先生仍然十分敬重，希望得到他的理解，重修舊誼；但在兩個口號的論爭中，他決定站在周揚方面，儘管他對周揚也並不滿意。他說：“因為周揚他們的經常議論，以及根據我自己的觀察，我以為胡風不是好人，魯迅是受了胡風的矇蔽，‘雲蔽白日’，有時也是難免的。”他多麼想對魯迅一吐衷腸啊！就是在這樣的心態下，他在8月1日給魯迅先生寫了一封信。
徐在信中說：“在目前，我總覺得先生最近半年來的言行，是無意地助長著惡劣的傾向的。……胡風他們的行動，顯然是出於私心的，極端的宗派運動，他們的理論，前後矛盾，錯誤百出。即如‘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這口號，起初原是胡風提出來用以和‘國防文學’對立的，後來說一個是總的，一個是附屬的，後來又說一個是左翼文學發展到現階段的口號，如此搖搖蕩蕩，即先生亦不能替他們圓其說。”又說：“在目前的時候，到聯合戰線中提出左翼的口號來，是錯誤的，是危害聯合戰線的。所以先生最近所發表的《病中答客問》，既說明‘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是普洛文學到現在的一發展，又說這應該作為統一戰線的總口號，這是不對的。”
魯迅看了非常氣憤。他對馮雪峰說：“真的打上門來了！他們明明知道我有病！這是挑戰。這回，我可以自己動手。”魯迅認為“發信的倒是有些‘惡劣’的青年”，代表的卻是周揚一夥，“這封信是有計劃的，是他們向沒有加入‘文藝家協會’的人新的挑戰”，是他們的“詭計”。
這回還是由馮雪峰先替魯迅草擬了一個稿子。交魯迅後，由魯迅對全篇作了修改，後半部分則幾乎全是魯迅自己重寫或加寫的。這便是著名的《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線問題》（載1936年8月15日《作家》第1卷第5期）。這是一篇充分體現魯迅先生的思想、情懷、風格的重要文章。
魯迅在這篇文章中鄭重宣告： “中國目前的革命的政黨向全國人民所提出的抗日統一戰線的政策，我是看見的，我是擁護的，我無條件地加入這戰線，那理由就因為我不但是一個作家，而且是一箇中國人，所以這政策在我是認為非常正確的，我加入這統一戰線，……”
“我贊成一切文學家，任何派別的文學家在抗日的口號之下統一起來的主張。……我以為文藝家在抗日問題上的聯合是無條件的，只要他不是漢奸，願意或贊成抗日，則不論叫哥哥妹妹，或鴛鴦蝴蝶都無妨。但在文學問題上我們仍可以互相批判。……我以為應當說：作家在‘抗日’的旗幟，或‘國防’的旗幟之下聯合起來；不能說：作家在‘國防文學’的口號下聯合起來，因為有些作家不寫‘國防為主題’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