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了這麼大的亂子，與魯迅的關係壞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更是叫他心急如焚。他與夏衍及“左聯”其他幾個常委緊急開會，對徐懋庸進行了嚴肅的批評。他們批評徐個人採取這樣的行動，是無組織無紀律行為，破壞了同魯迅的團結。徐不服，說給魯迅寫這封信是他個人的行動，但內容卻是周揚等人向他灌了又灌的東西，“左聯”已經解散，自己又不是共產黨員，有何組織紀律可言？周揚等人無話可說。徐對魯迅對他的批評不服，又寫了《還答魯迅先生》，主要講三點意思：一、說他的信是私人通訊，先生把它公開不合適，對事業無益；二、先生文章中所揭露的事實，大部分與他無關，且為他所不知，把這些事情同他拉在一起，沒有道理；三、問先生說他們是“敵人所派遣”的話有何根據。這個稿子，徐這次倒是在發表前送周揚看了，周揚等人都不讓他發表。但他後來還是在一個不太顯眼的刊物上登了出來。這個浙東人，就是這麼個倔脾氣。 “兩個口號應該互相配合，不應互相反對” 魯迅這篇文章發表後，周揚知道了胡風提出的那個口號是魯迅提的，從此沒有再就兩個口號的問題寫過文章。茅盾著文《“創作自由”不應曲解》，對周揚在這個問題上的不妥當的主張進行了批評，周揚也沒有再發表意見。呂克玉（馮雪峰）著文《對於文###動幾個問題的意見》，對周揚的關門主義、宗派主義以及在理論上的機械的觀點進行了系統的尖銳的批評，儘管馮也“覺得不免有譏笑周揚之處”，但周揚都沒有再寫文章與之爭鋒。受了魯迅的嚴厲批評，這是他有生以來受到的最大的挫折。他覺得，現在看來，雙方在堅持抗日，擁護統一戰線政策上是沒有分歧的；但在如何建立統一戰線，提什麼口號更合適、更科學，對抗日文學的理解和創作等問題上又是有分歧的，魯迅許多意見的確非常正確非常深刻，對論爭中涉及的許多理論問題，自己應該堅持什麼、克服什麼，他需要冷靜下來好好地想一想。
10月19日，一個巨大的不幸事件發生了：魯迅逝世了！周揚深感震驚和悲痛，立即與夏衍等會商，如何做好魯迅喪事的有關工作。夏衍回憶說：“我正在吃早飯，章漢夫急匆匆地打電話給我，說魯迅先生在這天清晨去世了，要我立即到周揚家裡去。‘文委’的幾個人商量了一下，恰恰這時茅盾回烏鎮老家去了。魯迅寓所在北四川路‘越界築路’地段，周揚和我都不能去，所以只能推沙汀、艾蕪（是否還有葉以群、何家槐，我記不清了）代表我們去向遺體誌哀。當天晚上，我和漢夫又去找了沙千里，知道喪事已由宋慶齡和沈鈞儒在主持，並說馮雪峰已向黨中央發了電報。治喪委員會的名單也已由雪峰和許廣平商定，還決定停靈在萬國殯儀館，定於10月23日出殯。沙千里還告訴我們，魯迅去世的訊息傳出之後，國民黨市黨部就派了一些特務去監視魯迅的喪事。所以，他要我們特別保持警惕。這之後幾天，‘文委’幾個人分頭和救國會的沈鈞儒、李公僕、章乃器、沙千里分別聯絡，大家的意見是治喪委員會由宋慶齡主持，沈鈞儒、沙千里、王造時、史良又都是上海有名的大律師，所以，治喪弔唁時期，估計工部局、國民黨都不敢搗亂。但是，魯迅是一位馳名世界的作家，所以從他去世以後，外國記者，塔斯社的、路透社的、哈瓦斯的，以及幾家日文報館的記者，就一直賴在魯迅寓所的門口不走，從北四川路到萬國殯儀館，還有一大段路，所以，假如在出殯路上有一些反動分子出來搗亂，問題就難辦了；加上送殯人士中有不少知名人士，所以‘看熱鬧’的人一定會很多的，這件事一定要預先做好防衛準備。於是一方面由孫夫人以治喪委員會的名義要求工部局維持秩序，同時，透過‘文委’所屬各聯和有關人民團體，連夜組織了一支以‘文委’所屬各聯為主的送殯隊伍。包括了學生、店員、女工、家庭婦女，這支隊伍粗粗估計大約有五六千人。他們隨著靈車行進，各行各業，每一集團，都安排一個有經驗的‘隊長’，以便前後呼應，傳遞訊息。群眾沿途高呼口號，在口號中還加入了不少愛國救亡口號。這是一次‘四·一二’以來規模最大的遊行示威，它的意義已經超過了追悼一位偉大的作家，而成了一次要求國民黨停止內戰、團結抗日的示威。” txt小說上傳分享
7 “錯就錯在宗派主義”（4）
（《夏衍自傳》，江蘇文藝出版社，第89－90頁）馮雪峰在喪事活動中起了重要作用，毛澤東作為治喪委員會委員，就是他提出來的。
在這民族大悲痛的日子裡，社會各界人士，兩個口號爭論雙方的許多作家，都寫了詩文輓聯悼念魯迅。周揚等組織成立起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