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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字不提，是一個“嚴重的基本認識的錯誤”。這篇文章說，“‘國防文學’的反對論者錯誤的中心就是不瞭解民族革命統一戰線的重要意義”。這樣，批評的物件當然就不只是胡風了，對“國防文學”
持反對態度的魯迅把它當做是對自己批評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國防文學”的提出，固然有利於組成文藝界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但又不能簡單地認為不贊成這個口號就是反對統一戰線。此外，周揚在這兩篇文章中還提出這樣一個論點：“國防的主題應當成為漢奸以外的一切作家的作品之最中心的主題”，要求一切站在民族抗日戰線上的作家都來創作抗日救國的文藝作品，這就把政治和文藝混為一談了。對此持有異議，就更不能看做是對“國防文學”，甚至對統一戰線的否定和反對了。
6 兩個口號的論爭（5）
茅盾對胡風這篇文章的反應是“看了胡風的文章大吃一驚”。
“胡風這篇文章的口氣，好象這個口號是他一個人提出來的，既沒有提到魯迅，也沒有說明這個新口號與‘國防文學’口號的關係。
給人的感覺是，胡風要用‘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口號來代替‘國防文學’口號。”他認為；“胡風這人腦子裡從來沒有左翼文藝界團結的問題”，胡風把兩個口號對立起來，這樣做，“是存心要把分岐擴大”。因魯迅正在病中，他便立即找馮雪峰商量，採取補救措施，挽回胡風這篇文章造成的不良影響。茅盾建議以魯迅的名義寫一篇文章。
馮雪峰表示贊成。他看到，在5～6月間，誣衊魯迅“反對統一戰線”的流言蜚語不但沒有停止，反而更盛起來，甚至把魯迅同託派相提並論。他透過有關同志要求周揚等人不要說魯迅“反對統一戰線”的話。同時，他也感到胡風的態度和活動也很妨礙團結，要他不要再就口號問題寫文章。馮這時還認識到，在文學上貫徹無產階級的立場，可以透過正確解釋“國防文學”來達到，兩個口號可以同時並用。他和重病在床的魯迅商量，發表一個談話之類的東西，正面表示魯迅擁護抗日統一戰線的態度，對“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口號的釋義，也不排斥“國防文學”口號。正在這時，魯迅收到一封化名“陳仲山”的託派分子寫給他的信。現在知道，“陳仲山”即陳其昌，時任中國託派臨時中央委員會委員。他大概是看了胡風的文章，又看一些小報的造謠，就以為魯迅是反對黨的統一戰線的，與共產黨分道揚鑣了，所以就寫了這封信給魯迅進行挑撥離間。魯迅氣得發抖。對馮雪峰的建議，魯迅立即表示同意，並讓馮去處理。這便是以“筆錄”形式發表的魯迅《答托洛斯基派的信》（1936年7月1日《文學叢報》第4期、《現實文學》第1期）和《論現在我們的文###動》（《現實文學》1936年7月1日第1期、7月10日《文學界》第1卷第2期）。 魯迅為化解紛爭抱病為文 關於魯迅的這兩篇文章，胡風回憶說，魯迅當時正在重病中，無力坐起，也無力說話，連和他商量一下都不可能。馮雪峰約胡風一道拿著稿子念給魯迅聽，魯迅聽了沒說什麼，“只簡單地點了點頭，表示了同意”。（胡風：《魯迅先生》，載《新文學史料》199３年第１期）
魯迅在答信中明白表示自己是共產黨的同志，明白表示贊成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對託派的挑撥離間給予了有力的駁斥。他旗幟鮮明地宣告：“那切切實實，足踏在地上，為著現在中國人的生存而流血奮鬥者，我得引為同志，是自以為光榮的。”“你們的‘理論’確比毛澤東先生們高超得多，豈但得多，簡直一是在天上，一是在地下。但高超固然是可敬佩的，無奈這高超又恰恰為日本侵略者所歡迎，則這高超仍不免要從天上掉下來，掉到地上最不乾淨的地方去。因為你們高超的理論為日本所歡迎，我看了你們印出的很整齊的刊物，就不禁為你們捏一把汗，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