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面前，倘若有人造一個攻擊你們的謠，說日本人出錢叫你們辦報，你們能夠洗刷得很清楚麼？”（《魯迅全集》第6卷第474、473頁）魯迅的表態非常重要，只是懷疑陳仲山拿日本人的錢辦報欠當。據靳樹鵬的調查，答信激怒了陳其昌，因為他深知，他們沒有經濟來源，是大家節衣縮食，在狹小的過街樓中辦報刊的。於是，他又給魯迅寫了一封信，說魯迅“散佈了謠言，說日本人給我們的錢，出版我們的報刊。”（靳樹鵬：《〈魯迅全集〉中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陳獨秀研究》第２輯，安徽大學出版社，第268－269頁）有些人甚至把“陳先生”誤以為就是陳獨秀，於是陳獨秀就被懷疑為“漢奸”了。陳其昌1942年被日寇逮捕，嚴刑拷打，沒有供出任何人，最後慷慨捐軀。歷史已經證明，陳仲山、陳獨秀和中國託派既不是漢奸，也不是國民黨特務。這是題外話。
《現在我們的文###動》一文，解釋了“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口號的含義，同時也指出了它同“國防文學”口號的關係。
6 兩個口號的論爭（6）
文章指出：“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是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一發展，是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在現在時候的真實的更廣大的內容。……決非革命文學要放棄它的階級的領導的責任，將它的責任更加重，更放大，重到和大到要使全民族，不分階級和黨派，一致去對外。這個民族的立場，才真正是階級的立場。托洛斯基的中國的徒孫們，似乎糊塗到連這一點都不懂得。”又指出：“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正如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口號一樣，大概是一個總的口號罷。在總口號之下，再提些隨時應變的具體的口號，例如‘國防文學’‘救亡文學’‘抗日文藝’……等等，我以為是無礙的。不但沒有礙，並且是有益的，需要的。”魯迅在這裡提出的這些重要論點，既是對“國防文學”在文學的階級意義上的不明瞭性的補充和糾正，同時也是對胡風文章無視“國防文學”口號的一種補救。
應當說，這是在兩個口號的糾紛中，提出“民族革命戰爭大眾文學”
口號一方作出的一次重大的調整，他們提醒人們在民族統一戰線中要注意保持清醒的頭腦，也是一個十分有益的意見。
對左翼文壇這場糾紛憂心忡忡的茅盾在將此文交給編輯《文學界》的徐懋庸刊登時，特意給該刊編輯寫了一封信，認為魯迅現在把兩個口號解釋為“非對立的而為相輔的”，這對於“糾正”胡風那篇文章的“錯誤”，“廓清”青年們的“疑惑”是很重要的，以期化解這場紛爭。
不料，“國防文學”這邊的一些年輕人“只此一家，別無分店”，仍舊不依不饒。魯迅的這兩篇文章是在幾個刊物上同時刊登出來的，但宣傳“國防文學”的主要陣地《光明》拒絕刊登，《文學界》沒有刊登《答托洛斯基的信》，《論現在我們的文###動》和茅盾給《文學界》編輯的信倒是登了，卻排在後面，還加了一個編者寫的《附記》，拐彎抹角還是認為“國防文學”最正確，現階段提“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的口號沒有必要，對魯迅提出兩個口號可以並存的重要意見，以及茅盾關於兩個口號“非對立而為相輔”的語重心長的勸說，均不予理會。
在這期《文學界》上，還發表了郭沫若的《國防·汙池·煉獄》。郭是“國防文學”口號的支持者，始終不贊成“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的口號，直到後來他讀了魯迅答徐懋庸的文章後，對魯迅的許多重要觀點極表贊成，但最後仍認為這個口號應該收回。郭沫若也看到了“國防文學”口號的缺陷，當週揚派任白戈前往東京，請他支援“國防文學”時，起初他也不大讚成這個口號。
臧雲遠在《東京初訪郭老》一文中說：“1936年春，在《質文》社的一次編委會上，聽任白戈談上海方面提出的‘國防文學’口號，郭當即表示：用‘國防’二字來概括文藝創作，恐怕不妥吧，因為對‘國’這個字有所猶豫，國是蔣介石統治著的。不久，林林送來了‘八一宣言’，仔細讀後，經過幾天的思考，體會到宣言的中心思想，民族矛盾超過了階級矛盾，國是被帝國主義欺侮侵略之國，這才接受了‘國防文學’這一口號。”（轉引自夏衍：《懶尋舊夢錄》第334頁）郭沫若在這篇文章中提出了一個很有見地的論點：“我覺得國防文藝應該是作家關係間的標幟，而不是作品原則上的標幟。”這就把作為統一戰線的口號和作家的創作口號區分開來了。
他說：“國防文學”不妨擴張為“國防文藝”，“凡是不甘心向帝國主義投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