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藝家，都在這個標幟之下一致的團結起來，即使暫時不能團結，也不要為著一個小團體或一己的利害，而作文藝家的‘內戰’。——自然，一定要‘內戰’的人在這兒也是無法強制的。最好請一邊在這時掛出免戰牌。”他還說：“我覺得國防文藝應該是多樣的統一而不是一色的塗抹。這兒應該包含著各種的文藝作品，由純粹的社會主義的以至於狹義的愛國主義的，但只要不是賣國的，不是為帝國主義作倀的東西，因而，‘國防文藝’最好定義為非賣國的文藝，或反帝的文藝。”郭沫若對“國防文學”的獨到見解，可以說是對周揚所說的“國防的主題應當成為漢奸以外的一切作家的作品之最中心的主題”的矯正。。 最好的txt下載網
6 兩個口號的論爭（7）
郭沫若的上述論點觸發了茅盾的思路，寫出了《關於引起糾紛的兩個口號》（載1936年8月10日《文學界》第1卷第3期）。
這篇文章的中心思想是；“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和“國防文學”
這兩個口號可以並存，互相補充。“國防文學”是作家們在抗日旗幟下聯合起來的口號而不是一般的創作口號。在聯合抗日的旗幟下作家們應有更大的創作自由。如按周揚的說法，“國防的主題應當成為漢奸以外的一切作家的作品之最中心的主題”，“國防文學的創作必需採取進步的現實主義的方法”，那麼，不採取進步的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的作家就不能創作“國防文學”，不用國防作為最中心之主題的作家，就會變成漢奸。這就有關門主義和宗派主義的危險。“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是現在左翼作家的創作口號，它既不代替“國防文學”，也不是文藝創作的一般口號。魯迅提到這個口號是專為給左翼文學者以鼓勵與指示而發的，他一點也沒有要拿這口號去規約一切文學的意思。魯迅一向主張，與其用口號或公式去束縛作家，倒不如讓作家多些自由。胡風有意無意曲解了魯迅的意思，把本來只是對左翼作家而發的口號變成了對一般作家，門關得更緊了，是十足的宗派主義作風。對於少數的幾個朋友，希望他們即速停止文藝界的“內戰”，並且放棄那種爭文藝“正統”，以及想以一個口號去規約別人，和自以為是天生的領導者要去領導別人的那種過於天真的意念。
與茅盾的這篇文章一起登在這期《文學界》上的，還有沙汀的一篇《一點意見》。儘管周揚在自己的文章中已經肯定了他的作品在“國防文學”中的“地位”，但他並不覺得那就是“國防文學”
作品。他也認為，“國防文學”只是“以現階段的現實為依據所提出的一種廣大文學活動上的標幟”，並不是“創作方法上的規定”。
如果不是這樣的話，儘管他是贊成“國防文學”這一口號的，但他也“只能接受而不能履行”了。
茅盾在這篇文章中點名批評了周揚和胡風。當茅盾將自己的這篇文章送到徐懋庸手裡要《文學界》發表時，徐即送給了周揚，周看後立即寫下《與茅盾先生論國防文學口號》一文，與茅盾的這篇文章在該期《文學界》同時刊出。
年輕氣盛的周揚，此時大有真理在握、毫不退讓之氣概，對魯迅、茅盾的逆耳之言一點也聽不進去，對郭沫若的意見也沒有很好去領會，在這篇文章中幾乎全盤否定了茅盾文章中提出的觀點。
他反對兩個口號並存，說“我們不必在‘國防文學’的口號之外另提別的口號，自外於文學上的統一戰線的運動”。他認為“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的口號作為左翼作家的創作口號“是不是恰當，也還是值得討論”，因為這個口號“並沒有表現出我們多少年鬥爭過來的那革命文學的基本的立場”。他還認為“國防文學”的口號既是作家關係標幟，也是創作口號，茅盾對他的批評是濫用了關門主義和宗派主義的名詞。他說：“以為只有勤勞大眾的文學才是民族革命的文學，這不用說是有害的宗派主義和關門主義，但是如果認為要求一般作家寫有國防意義的作品就會把他們關在國防運動之外去，那就有趨於另一極端的危險”。他還反對茅盾提出的在抗日旗幟下聯合起來的作家在創作上需要更大自由的觀點，並引用高爾基的話說：“創作的自由不是沒有限度的，絕對的創作自由的說法是有害的幻想”。
周揚等人儘管當時並不知道“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的口號是魯迅提出來的，但他們對這個口號的態度，對魯迅、茅盾等經驗豐富、創作成果卓著的前輩作家的態度，說明他們的確“左”
得可怕，宗派主義、關門主義的病根很深。他們只看到胡風的“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