該院“院務委員會”的一個成員，並在全院教授《文藝運動史》和《藝術論》兩門大課。周揚結合教學和工作，對五四前後幾十年中的文###動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對魯迅作出了崇高的科學的評價。他寫於這個時期的《一個偉大的民主主義現實主義者的路——紀念魯迅逝世二週年》、《精神界之戰士——論魯迅初期的思想和文學觀，為紀念他誕生六十週年而作》，以及《新文###動史講義提綱》，在紮實的科學研究的基礎上，高度評價了魯迅在中國現代文學史和思想文化史上的成就和地位。他指出，魯迅的一生是和中華民族的解放事業緊密地聯絡在一起的，他是一個偉大的民主主義的現實主義者，“魯迅先生的最大的戰績是他在中國第一個站在最堅決的民主主義的立場，反對人吃人，主張人的權利的。”（《周揚文集》第1卷第285頁）“他的著作是‘五四’以來中國民主主義的最戰鬥的傳統。”魯迅“是對中國舊有文化修養最為深廣的一人，他吸收了中國過去文明中一切優良的東西，再加上取自西歐進步的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的傳統，和現代工人階級的集體主義的精神，這就使他的著作成了中華民族所有一切遺產中的最優秀的遺產。”（同上，第291頁）他認為，魯迅初期思想中的個性主義，雖然從尼采等人那裡吸取了營養，但卻完全不是那種病態的萎縮的狹隘的個人中心思想，而是立腳在被壓迫民族的苦難歷史現實上面，和被重重剝削的農民大眾又保有血肉聯絡，因此，“他的為人類之尊嚴的辯護就決不只是帶著個人的主觀的性質，而正是為自己的每個同胞，自己的整個民族的人類之尊嚴的辯護。這是真正的人權主義，深廣的人道主義，民族自尊心的高尚的表現。這就是魯迅初期思想的真實的內容，它的真髓。”
（同上，第348頁）這一切，與共產主義是“相通的”。“後來他在思想和藝術上更成熟，他的現實主義便發展到了最高度，為中國新民主主義文學奠下了堅牢而不可動搖的基石。”（同上，第349頁）
周揚對魯迅的研究和評價，主要是從社會歷史的角度進行的。
這種文藝批評方法，在中國現代文學批評中十分流行，令人驚訝的是，如此年輕的他，對這種批評方法的應用竟是那樣的純熟和老練。
這一點，在《新文###動史講義提綱》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現。這是一份在“魯藝”的講課提綱，已完成的部分有“引言”、第一章“新文###動之歷史的準備（1894－1919）”、第二章“新文###動的形成（1919－1921）”，以及第三章的一部分。這篇文章在編輯《周揚文集》５卷本時尚未發現，後發表於《文學評論》1986年第1、2期。文章指出：“新文###動史是一部三十年來中國民族鬥爭社會鬥爭之反映的歷史，是文學服務於民族的大眾的解放事業的歷史，是文學為更接近現實接近大眾而奮鬥的歷史，是一個民族的文學為一面繼承自己民族優良遺產，一面吸收外來有益營養，一面更加民族化，一面更融合於世界文學而奮鬥的歷史。”周揚在這裡應用社會歷史的批評方法，把以五四為軸心的前後幾十年間的文學現象，放在當時中國社會的整體系統和動態系統中來加以考察，以極其簡潔的筆墨勾勒出這段文學發展史的基本輪廓，表現了周揚這位作為現代文學批評史上重要的有代表性的人物駕馭紛紜複雜的歷史現象的洞察能力、分析能力、概括能力、科學態度和宏觀氣魄，其明快暢達、汪洋恣肆的風格和卓而不凡的深刻見地躍然紙上。社會歷史的批評方法在很長時期中曾是我國現代文學批評的主流，周揚的這篇史論結合的論文，可以說反映了當時我國文藝界所能達到的最高水平。 。。
9 窯洞燈火（3）
周揚此時還應用這樣的批評觀念和批評方法寫下了《郭沫若和他的〈女神〉》。1938年夏，根據周恩來的建議，作出黨內決定：以郭沫若為魯迅的繼承者，中國革命文化界領袖，並由全國各地黨組織向黨內外傳達，以奠定郭沫若的文化界領袖的地位。1941年11月16日，延安文化界###慶祝郭沫若50壽辰，在《解放日報》“慶祝郭沫若先生五十壽辰”特刊裡刊出了周揚撰寫的這篇文章。
周揚在文章中說，魯迅是為新文學“奠下了堅牢而不可動搖的基石”
的獨一無二的人，而郭沫若則是在新文學史上“第一個可以稱得起偉大的詩人。他是偉大的‘五四’啟蒙時代的詩歌方面的代表者，新中國的預言詩人。”周揚認為，在五四詩人中，“他的詩比誰都出色地表現了‘五四’精神，那常用‘暴躁凌厲之氣’來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