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揚思想敏銳，他的過人之處，就在於他善於思考，善於向他人的長處學習，善於從成功或失敗的經驗中進行總結，豐富自己，提高自己，發展自己。黨對他的信任，使他更加嚴格要求自己，反省自己，認真學習，深入研究，既敢於堅持真理，又勇於修正錯誤。
周揚仍然堅定地主張文藝必須為抗戰服務，文學必須成為在抗戰中教育群眾的武器。他說：“文學的最大使命就是在各方面來反映和鼓吹這個抗戰，影響並教育群眾來參加這個神聖的戰爭，要達到這目的就需要把文學和民族自衛戰爭更密切地結合起來。文學和民族革命的實踐的關係愈密切，文學在大眾教育的事業和民族解放事業上就愈有用，它的價值也就愈高，以前有人嘲笑我們，說我們主張文學為革命，為國防，是新載道派，我們應當回答他們說：文學上的現實主義，功利主義的主張，正是五四以來新文學的優秀的傳統，我們今天主張文學應成為抗戰中教育和推動群眾的武器，就正是把這個傳統在新的現實基礎上發揚。”（《抗戰時期的文學》，《周揚文集》第1卷第239頁）為此，他特別強調要鼓勵和幫助文藝家尤其是青年作家到戰地生活中去鍛鍊。他說：“今天的問題不是向作家要求作品，而是向作家要求生活。生活是第一義，沒有生活的深切的實踐，不會有偉大的藝術產生，……”（《我所希望於〈戰地〉的》，《周揚文集》第1卷第232頁）周揚在這裡講的文藝要為抗戰服務，文學要成為教育群眾的武器，傳達的肯定是黨中央的精神。值得重視的是，他又提出“生活是第一義”這一現實主義的重要命題，這一點同政治第一又是相矛盾的。這個矛盾，是他個人解決不了也無法解決的。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此時的周揚對於民主作風的提倡，對宗派主義的批判，不論在理論上還是實踐上都邁出了新的一步。1939年2月，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延安分會的機關刊物之一《文藝戰線》創刊，周揚擔任主編。他在為創刊號寫的發刊詞《我們的態度》一文中強調說，《文藝戰線》本身就是一個統一的戰線，“在共同的工作中，我們首先要培植民主主義的風氣。”周揚認為，“思想獨立的尊嚴是最值得重視的，真理比什麼都更為可貴。”“傳統的‘文人相輕’，文壇上的捧與罵，文藝上的獨斷、宗派，這些都是曾妨礙了文藝之正當的發展。以後作家間需要建立完全新的關係，彼此養成一種互相尊重，互相切磋的精神。”“對於不同的意見和思想，我們要非常耐煩地，細心地去了解，去分析，不要以專挑對方理論上的罅隙為能事，而應以從別人大堆不正確的意見中發現出極小部分的正確，當作自己的喜悅。以摩拳擦掌來對付不同的意見，是極愚劣的辦法。”他說，過去文壇上有過許多論戰，論戰的雙方往往並非絕對不相容的兩極，論爭的意義不應抹殺，但“我們今天所急需反省與改正的是在論戰中所表現的那種彷彿不容人商討的非民主的態度，與唯有自己正確的那種高慢的宗派觀點。這些曾在一部分作家的心目中造成了橫暴的幻影，這個幻影的最後一絲都必須消除。”“杜絕一切宗派思想復萌，促進作家間的更進一步的團結，以增厚文藝在抗戰中的力量，這就是我們首先需要努力的方向。”
9 窯洞燈火（2）
（《周揚文集》第1卷第259、260頁）周揚在這裡顯然是把自己也放了進去的。他不僅這樣說，而且也這樣做。1938年12月，周揚寫信給朱光潛，誠邀他到延安來任教，1939年5月，又委託由延安返重慶的董必武登門專訪，邀請在那裡工作的胡風來延安擔任“魯藝”文學系主任。朱先生接到周揚的來信非常興奮，可惜此時朱先生已應武大之約赴嘉定執教，他除了致信周揚表示感謝“招邀的厚意”之外，終未能成行。胡風由於過去對周揚心存芥蒂，不願前去，失去了一次去延安工作的機會。事情儘管未能如周揚所願，但從中不難看出他克服宗派主義、廣納賢才的誠摯努力。他清楚地知道，為政治民主鬥爭，為文藝界的民主鬥爭，“這是兩位一體的任務。沒有民主政治的環境，民主的風氣是不能單獨的在文藝的國度裡養成的。”他欣喜地看到，在延安這塊民主政治的天地裡，文藝家最低限度的物質生活和創作思想上的自由是有保證的。他滿懷信心要在延安這塊政治民主的土地上，努力實踐學術自由、創作自由的理想。 評魯迅、郭沫若 還有一點與以往顯著不同的是，周揚改變自己過去對魯迅研究不夠、尊重不夠的缺點和錯誤，開始認真學習魯迅，高度評價魯迅，積極宣傳魯迅。
1938年4月魯迅藝術學院在延安正式成立。周揚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