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的‘五四’戰鬥的精神。在內容上，表現自我，張揚個性，完成所謂‘人的自覺’，在形式上，擺脫舊詩格律的鐐銬而趨向自由詩，這就是當時所要求於新詩的。……在詩的魄力和獨創性上講，他簡直是卓然獨步的。”（同上，第350頁）周揚對郭沫若一向十分崇敬，周揚幾次說過，他同郭沫若在氣質上比較接近。早在延安時期，他就對郭沫若作出如此崇高的科學的評價，在學術界，他是走在前面的。 開始了與毛澤東的文字之交 在周揚到達延安之後不久，同毛澤東在文字方面的交往就開始了。毛澤東有些文字方面的事情請他幫助閱看，而周揚的一些重要文稿，也常常送毛主席審改，從此開始了與毛澤東長達數十年之久的文字之交。在文化界，像他們之間有過那麼多次重要文字交往的，恐怕除周揚之外沒有第二人。
根據檔案記載，最早的一件事是毛澤東委託周揚修改一部書稿《陝甘寧邊區實錄》。1939年1月22日毛澤東寫給周揚一封信，內容是這樣的：��
周揚同志： 此稿李六如、和培元各寫一半，我全未看。
因關係邊區對外宣傳甚大，不應輕率出版，必須內容形式都弄妥當方能出版。現請你全權負責修正此書，如你覺須全盤改造，則全盤改造之。雖甚勞你，意義是大的。最好二月十五日前完稿，二月底能出書。
備有稿費（每千字一元五角），當分致你與李、和三同志，借表酬勞之意。此致 布禮！
毛澤東
一月二十二日夜十時 （《毛澤東書信集》第138頁） 信中所說的“此書”，即《陝甘寧邊區實錄》。李六如當時是毛澤東辦公室秘書長，和培元是毛澤東辦公室秘書。這是一本向全國人民全面介紹邊區的書，毛澤東在“因關係邊區對外宣傳甚大”的字句下面特意加了著重號，並親自為這本書題寫書名，並題字：“邊區是民主的抗日根據地，是實施三民主義最徹底的地方。”足見其對該書的重視。毛澤東把這樣的任務交給周揚，可見他對周揚是多麼看重。
1940年2月，邊區文協主辦的《中國文化》月刊創刊。這個刊物的文化方面由周揚負責編輯。他約請毛主席為該刊創刊號寫稿，並送上自己寫的《舊形式利用在文學上的一個看法》，請毛主席批評指正。
1939年11月7日，毛澤東在看了周揚的上述文章後給周揚寫了一封很長的信：��
周揚同志： 文章看了，寫得很好，必有大影響。某些小的地方，我認為不大妥當的，已率直批在紙上。其中關於“老中國”一點，我覺得有把古代中國與現代中國混同，把現代中國的舊因素與新因素混同之嫌，值得再加考慮一番。現在不宜於一般地說都市是新的而農村是舊的，同一農民亦不宜說只有某一方面。就經濟因素說，農村比都市為舊，就政治因素說，就反過來了，就文化說亦然。我同你談過，魯迅表現農民著重其黑暗面，封建主義的一面，忽略其英勇鬥爭，反抗地主，即民主主義的一面，這是因為他未曾經驗過農民鬥爭之故。由此，可知不宜於把整個農村都看作是舊的。所謂民主主義的內容，在中國，基本上即是農民鬥爭，即過去亦如此，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亦如此。現在的反日鬥爭實質上即是農民鬥爭。農民，基本上是民主主義的，即是說，革命的，他們的經濟形式、生活形式、某些觀念形態、風俗習慣之帶著濃厚的封建殘餘，只是農民的一面，所以不必說農村社會都是老中國。在當前，新中國恰恰只剩下了農村。是否有當，還請斟酌。
9 窯洞燈火（4）
作文當遵命辦。
有暇請來談。
敬禮！
毛澤東
十一月七日 毛澤東在周揚這篇文章上所作的批註和修改的地方，達數十處之多，足見他看得何等認真和仔細。周揚對毛澤東的意見自然十分感佩，遵照毛澤東的意見一一作了修改和訂正。
毛澤東在這裡所說的“作文”，即後來發表在1940年2月15日《中國文化》創刊號上的《新民主主義的政治與新民主主義的文化》，在《解放》週刊97、98合刊登載時題目改為《新民主主義論》。
這篇文章是根據他在陝甘寧邊區文化協會第一次代表大會上的講演整理而成的。圍繞著這篇重要著作的寫作，毛澤東又給周揚寫過兩封信，時間均在距此文發表之前不到一個月之內的修改過程中。��
周揚同志： 文章雖算寫好了，但還待徵集意見加以最後修改，還得兩三天才能將最後修改稿交你付印，累你等得太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