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多年來文藝界進行了很多批判，有的批判是正確的，但也有些批判過火，有些批判是錯誤的。這方面，我們是有責任的，有些事情同我們直接有關，有些事情同我們提得不全面有關。（同上，第39頁） 文藝隊伍的“共同路線”就是：“為人民、為社會主義服務”
周揚在談到文藝同政治的關係時說，文藝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是肯定的，但文藝如何為政治服務，確實存在著狹隘、片面的瞭解，把它簡單地瞭解為直接反映和配合一個時期、一個地方的中心任務，即政治任務和生產任務；以文藝解釋和宣傳某一個具體的政策，而沒有認識到，文藝為勞動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領域是很廣泛的。他明確提出，文藝隊伍的“共同路線”就是“為人民，為社會主義服務”。（同上，第36頁）他明確提出文藝為全民服務的論點，說：“我們社會主義文藝要為政治服務，就是為勞動人民、為工農兵服務，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學生、職工、商業工作者等等，都是我們服務的物件，全國人民都是服務物件。”（同上，第47頁）不僅服務物件比延安時期廣泛了，而且服務範圍也更廣闊了，那時是為抗日服務，現在是為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服務。
關於文藝為全民服務的論點，“為人民、為社會主義服務”的論點，在這次講話一個多月之前，即1961年6月22日，他在同日本作家的談話中也講過。他說：“為勞動人民服務，就是為全民服務，為他們的利益和需要服務，反映他們的利益，滿足他們的需求。”
“文藝怎樣才能為人民、為社會主義服務呢？這要透過文藝自己的規律和特點。”（《周揚文集》第3卷第365頁）文藝為全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這個重要思想的產生，是正確處理文藝與政治的關係上的一個重大進展和收穫，周揚以此作為我國文藝隊伍的“共同路線”，作為我國文藝的總任務和總目的，既包括了為政治服務，又比孤立地提為政治服務更全面、更科學；它既反映了黨在社會主義時期對文藝的要求，又符合文藝的規律，可以說集中表現了黨對文藝政策的重要調整。但是，由於當時歷史條件的限制，也由於不論是周揚本人，還是其他人，當時對問題的認識還不像後來那樣明晰和透徹，因此，這樣一個重要思想沒有能夠在檔案中得到體現，###部務會議在討論《十條》時，年輕的副部長許立群曾提出過“文藝為政治服務”的提法不妥當。主持會議的周揚說，現在不提這個口號影響太大，還是沿用過去的提法為好。“文以載道”嘛。
（黎之：《文壇風雲錄》第291頁）直到“文革”結束以後，在1979年10月的第四次文代會上，才廢止了“文藝為政治服務”的口號，隨後又鮮明地提出了“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作為我國社會主義文藝的方向，並沿襲至今。這是後話。
周揚在談到作品的政治性與藝術性的關係時說，文藝的教育作用、認識作用和美感作用這三者是結合在一起，不可分割的，而且文藝的教育作用和認識作用是透過美感作用來達到的。周揚縱論中國歷史上道學家對於文以載道的錯誤理解，說我們有些黨員把政治講得很抽象，有些像道學家。他說，從文以載道發展到文以代道，也就是隻要政治不要文采。儒家思想到了宋代，經過周、程、朱得到了最後一次鞏固和發展。周敦頤認為文以載道，文是船，道在船中。好像文是文，道是道，文只是簡單的工具，文與道不是有機的統一。二程發展到朱熹，越來越厲害，有人問朱熹，文是否害道？
他的回答是：“文工則害道。”後來發展到根本否定文，說“文是玩物喪志”。可見中國的封建道學家們把文貶得很低根本否定文。周揚不無幽默地說：“我們有些黨員也象這些聖人，道越講越空。把追求藝術技巧批評為單純技術觀點、資產階級思想，實際上也是說文是玩物喪志。提倡只紅不專，學校裡只講道，只講主題思想，不講藝術方法，不就有點象宋儒嗎？要講道，但道與文要統一，馬克思主義之道要與文相結合。否則，一定會導致政治代替藝術，政治即藝術的傾向。”（《周揚文集》第4卷第55頁） 周揚在這次會上還談到了作家藝術家的世界觀和創作的關係問題。他說：“立場正確，為人民服務，有利於作家藝術家更深刻地；觀察生活和表現生活。反過來說，如果作家沒有馬克思主義世界觀，是否也可以真實地反映生活呢？如果他從生活的實際出發，創作方法正確，應該承認也有這個可能。一定要承認有這個可能。還要看到，創作一部好的作品，不只是要有正確的世界觀，作家還必須有豐富的生活經驗，卓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