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能，熟練的技巧。只講世界觀，不講經驗、才能和技巧，是錯誤的。同時，累積生活的經驗，鍛鍊藝術技巧，也會使作家的世界觀更豐富。否則，世界觀是空的。”（同上，第58－59頁）他認為，有時經驗、才能、技巧對創作也能起“決定的作用”。所以要鼓勵在這方面突出的人。過去把一切歸於世界觀，是把世界觀庸俗化了。他多次強調，藝術需要生活、經驗、技巧、才能，過去一講這個，就被說成是資產階級觀點，好像創作不再需要才能、技巧和經驗。（同上，第109頁） 8月，周揚又來到天津，河北省會所在地，這個當時作家最多的省份，同大家交換關於文藝工作的意見，修改《文藝十條》。 txt小說上傳分享
24文藝十條》——《文藝八條》（5）
在這次座談會上，當他聽說省裡不許不久前曾被批判過的小說《英雄的樂章》的作者劉真參加時，他特地派他的秘書用自己的車子把這位女作家接到會上。他知道劉真是個有才華的青年女作家，1954年寫過小說《春大姐》、《我和小榮》，還拍了電影故事片。
他在一次全國創作會議上曾表揚過，劉真後來寫了《英雄的樂章》，遭到批判。劉真回憶說：“在一次領導人的小會上，他讓受批判的人和主要作家們都坐在一起。周揚的批評是嚴厲的，他很激動地說：‘人家沒有發表的稿件你們拿出去公開批判，這是不道德的。’接著他說了一段後來成為他的罪狀的話：‘無產階級專政弄不好比資產階級專政還厲害，人家受不了還可以跑，你跑到哪裡去呀！’我們做領導的應該對每一個同志負責任，多愛護。等等，他講得很多，小說《敵後武工隊》的作者馮志感動得放聲大哭，又哭又訴苦，很像是小孩子見到了親孃。散會時，周揚又當著全體領導人的面說：‘劉真，吃了午飯，我再聽你談談，有話你儘管說。”（劉真：《他的名字叫沒法說……》，《憶周揚》第393頁）這次會以後，劉真又可以寫了，留黨察看一年的處分也不知不覺地不算數了。醞釀討論修改《文藝十條》的過程，同時也是按照檔案精神改進文藝工作的過程。周揚要求各地這樣做，他自己也是這麼做的。
周揚在這次座談會及這前後的會議上的講話中說，領導的責任就是貫徹“雙百”方針，調動文藝家的積極性。他說：“各級領導的責任，主要是在本單位貫徹‘雙百’方針。把本單位的黨內外藝術工作者的積極性調動起來，引導到正確的方向，得到充分的發揮。”“以後檢查工作時，要看各單位出現了多少人才。藝術院校培養不出大家都知道的優秀人才，不能算是有成績，別的工作做得再好，也只打五十分。”他主張領導還是寬厚一點好，放手一點，不要管得太具體。無論是從政治上領導，還是從業務上領導，“瞭解”
都要很細緻，“管”得不要太細，現在是“瞭解”得太粗，“管”得太細。當然，領導同志的一些具體的意見也可以提，作為作家的朋友來商討，供作家參考，但不要作為領導，居高臨下去發命令，瞎指揮。（《周揚文集》第4卷第114、118頁）
在上述幾次會議上，周揚在談到創作與欣賞的關係時說，“藝術要留有餘地”是藝術規律之一，也是一個群眾觀點問題。他說，觀眾的欣賞過程，也是藝術的再創作過程，應該給觀眾留有想象和回味的餘地，觀眾可以用想象來補充作家沒有講出來的東西。所謂作品要“有味”，就是不要把話說盡，要把觀眾引到規定的思想情景中去，讓觀眾去想。現在的藝術往往是直線的、外露的，很淺，不能啟發人，不能讓人感到有餘味。唐代詩人劉禹錫給人寫的詩序說，寫詩要能夠“片言而明百義，坐馳而馭萬景”。對我們的作品也可以開個玩笑，就是“百言不能明片義”。藝術創造和欣賞的關係是交流的關係，創作了還不算完成任務，人家看了才算完成了任務。既然要交流，就要讓觀眾動腦筋，動感情，想一想，不要把觀眾當成傻瓜，耳提面命，一遍兩遍地打通思想。這不是表現了作品的政治性強，而是表現了對觀眾的不尊重，不相信觀眾的理解力、判斷力和欣賞力。（《周揚文集》第3卷第396頁，第4卷第57頁）
周揚對題材問題特別關注。他認為，物質供應要求越多越好，精神生活也希望越豐富越好。橫掃千軍，拼命地掃，路上掃得光光的，不是我們的目的，開花結果才是我們的目的。因此要貫徹“百花齊放”，要多樣化。所謂多樣，就是作家個性的多樣。沒有個性，就沒有多樣性。多樣性與創造性是不可分割的。只有多樣化，才能發揮創造性，只有多樣了，才有利於發揮創造。周揚是從文藝的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