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又在烈日下鍛鍊，大汗淋漓，心臟是承受不了的。恢復工作後，在230廠的夜以繼日，身體上、精神上的巨大壓力。畢竟是65歲的人了。在一次參加批鬥會回來後，人就不行了。心肌梗死。幸得301醫院的護士小孫發現得早，加上王士雯主任的果斷搶救，才得以脫離危險。
我媽媽說，衛星迴收那三天，你爸搞得太緊張了。會上批判，他老是上廁所，藉機會去打個電話，問衛星又到哪了。父親說：“瞎說！哪有那麼回事。”
其實，父親並不在意別人對他的批判，他經歷的太多了。他說：“要我聽就去聽嘛，有什麼大不了的！”只是有一個大科學家的發言，使他困惑和難受。這位科技界的泰斗說：“張愛萍是個什麼人 ？＇…＇我看是個魔鬼！他想拉我下水，就像魔鬼在向我招手！”
他贏得了熱烈的掌聲。
何必這樣呢？其實，批判一下也沒有什麼，在那種環境下，言不由衷的也大有人在，但何必要用這樣閃光的語言呢？
縱觀“文革”10年，語出驚人的的確不少。在傳達彭羅陸楊問題時，總參主要領導人揭發彭真在批判羅瑞卿時的表現，就將其概括為四大陰謀：“一是六條清規戒律”，“二是五個不準”，“三是三支毒箭”，“四是五個追查”。批鄧時，海軍主要領導人也是語出驚人，他說，鄧小平是什麼人 ？＇…＇是個“五毒俱全”的人！哪五毒我也記不住了，總之，這些話馬上就上了簡報的頭條，好處自不必說了。對政客來說，這是天經地義的，問題是你搞科學的，幹嗎就非往那上擠呢？屈於政治上的壓力，也無可非議，但藉助政治投機，就讓人鄙視。我無意否定他的貢獻，但名氣大，未必人格就高尚！愛因斯坦在懷念居里夫人時說：“第一流人物對於時代和歷史程序的意義，在其道德品質方面，也許比單純的才智成就方面還要大。即使是後者，它們取決於品格的程度，也遠超過通常所認為的那樣。”是啊，還有什麼比人格更重要、更具魅力的呢？當然，現在這個觀點已經過時了，所以，這種人大有市場，也就不奇怪了。
父親心臟病突發，301醫院的303立即上報軍委。
葉帥電話：“你的那些講話，我都看了，沒有什麼錯誤。你沉住氣，他們不敢怎麼樣。”
並下達三條指示：1．對張愛萍的病要積極治療、精心護理；2．不允許任何人干擾治療，醫院要負起責任來；3．沒有我的批准，不能讓張愛萍離開醫院。
危難之時，見真情！
聶老總來了。他說：“不是要揪後臺嗎？讓他們來找我好了，我就是你的後臺！”父親的司機老安說，聶老總那裡送了幾隻老母雞，說老總還特地關照了，叫給我們首長燉湯喝。
“文革”初期，在黨內、在中央高層，由於左傾極端主義思潮的影響，工作中的意見分歧、部門管理上的交叉，這些本來很正常的矛盾，被擴大為是兩個階級、兩條路線、兩種制度、兩個司令部的鬥爭。極大的損害了黨內長期形成的親密的同志式的關係。親歷了自身的磨難，目睹了眼前的浩劫，人們倍加珍惜戰爭年代形成的友誼，珍惜黨的團結，他們在反對、抵制“文化大革命”錯誤的立場上又走到一起來了。
從1956年開始，父親在聶老總手下為中國的兩彈一星事業奮鬥了整整20年。父親桀驁不馴、直來直去的脾氣和個性，沒少得罪過聶老總。60年代中後期，因為部院合併的問題，再加上國防科委和國防工辦及總參在體制上相互交叉的矛盾，有不少誤解。父親解除監禁後，去看望聶老總，一見面，兩個人都落淚了。經過了“文革”的煉獄，面對滿目瘡痍，個人之間的趔趄又能算什麼呢？共同的遭遇，反倒增添了他們相互的理解和溝通。父親回來講起時還沉浸在悲傷中，他說：“我們擁抱在一起，聶老總拍著我說，什麼都不要說了。”
像世界上所有的事物一樣，“文化大革命”在它勝利的口號聲中，也在不斷地製造著自己的敵人。時至今日，和1966年已大不相同，政治界限已涇渭分明，一邊是“四人幫”，另一邊，是老同志，是人民，是人民軍隊。
301醫院的劉軒亭院長和心內科王士雯主任，不斷叮囑醫生護士一定要執行葉帥指示，保護好父親。所以，父親的病室門上，總是掛著“不是探視時間不得入內”的牌子，每次，“幫促會”剛開始，醫護人員就以輸氧、輸液、化驗、檢查或以“特殊治療”為由，進行搗亂。弄得“幫促人員”情緒全無。對這種惡作劇，這些年輕的女軍官們得意地相互間擠眉弄眼，暗自竊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