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媽媽回憶時說：“這第二次被打倒，與革’初期被打倒最大的不同是，我們不再孤立了。”是的，父親再不是孤立的了。面對這場災難，他不再苦悶，不再自責，不再被千夫所指，不再在孤獨中苦思而惶惑不解。他是無數憂國憂民的老同志中的一個代表，是千千萬萬真正關切黨和國家命運的共產黨人中的一個代表，在這場嚴肅的政治較量中，他也許要付出高昂的代價，但他心安理得。
毛澤東認為：“文化大革命”在實質上是“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政治大革命。”但在經過了10年的反對修正主義和批鬥走資派的鬥爭後，奇怪的是，現在，人民全都跑到修正主義和走資派一邊去了。還是他另外一句講得好：“軍心、黨心、民心，不贊成分裂。”
我從學校請假回來，看到他躺在病床上憔悴的樣子，眼淚就止不住往下淌。他拉著我的手安慰說：“你看，我不是好好的嗎？”他從枕頭下摸出一張紙，上面記著林則徐的半首詩：
“力微任重久神疲，再竭衰庸定不支，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
他說：“給你的。收好！”
“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愈演愈烈。
造反組織的頭頭不少被吸納進運動領導小組，在實質上控制了黨委的權力。他們發號施令，使很多參加過七機部整頓的幹部受到批判和處理。父親在病中得知這一訊息，憤而給國防科委政委陶魯笳寫了一封信，要求他在黨委會上宣讀。信中說：“我是國防科委黨委書記，凡沒有經過我主持研究或未經我同意的以國防科委黨委的名義做出的一切決定，都是無效的。”
魯迅說過：“肩負起黑暗的閘門，放他們到光明裡面去！”這封信，效果如何，很難說。但聽說被批判的同志藉此反擊，他們質疑對自己批判的合法性。兩委會成了吵架會、辯論會。
1976年1月18日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