處轉內閣明發，天下人皆以皇帝天生仁孝而感動，不過立刻也有奕等人上章，請求皇帝循舊例，以日易月，持服二十七日，皇帝不聽。
後來更有諸王大臣與國子監學生數十人上章規勸，皇帝不好把這些人的意見全數駁回，這才以‘國事繁重’為由，‘勉從所請’，不過在新一封的上諭中說，自己還是要在宮中守‘心孝三年’，這是天下人無法置喙的，只好由他去了。
皇太后的梓宮停靈在澹泊敬誠殿中，距離啟靈還有幾天，皇帝駕臨書房，要聽袁甲三講書。這種講書就是從康熙朝傳下來的，所謂的經筵日講了。講書的內容都是《四書五經》、《治平寶鑑》或者《帝鑑圖說》中的內容。
經筵日講本來是因為康熙皇帝臨朝的時候年紀很小，便從大臣中挑選一些才德俱優的，用文字、圖畫類的書籍給皇帝講述前朝歷代賢主的嘉言懿行。後來，康熙皇帝年齡漸長，再用這樣文字淺顯的書籍教授就顯得不大合適，便改為四書五經之中的內容——不過，經筵日講的名稱呼卻一直沿用了下來。
這一次袁甲三要給皇帝講的，就是五經之中易經的一段，是《易經》繫辭首節。
皇帝讀書極多，腹笥也很豐厚，這樣的內容與其說是給他講，不如說是給和他一起聽課的王公大臣們講。
袁甲三是河南人，不過多年居官在京，說得一口很清晰的京味兒口音，他說話的聲音又很洪亮，皇帝喜歡聽他說那些前朝閒主的德行還在其次，聽他說話好聽，倒成了主要的目的。
聽他說完，皇帝問他：“朕記得，當年聖祖皇帝曾經於南巡北返之機，臨幸衍聖公府，行三跪九叩禮，為古文尚書是否存偽之事，與孔東塘有過好大的一番爭辯，可是有的？”
袁甲三想了想，點頭答說，“這，有的。聖祖皇帝一代雄主，於曲阜衍聖公府跪讀祝文，行曠古絕無的三跪九叩禮，實在是漢家道統，一脈相承，絕無他虞了。”
皇帝莫測高深的一笑，又問道：“那，古文尚書真偽考呢？”
康熙二十三年的時候，皇帝東巡，‘時逢甲子，乘時命駕’，其實內中有很大的深意。三藩夷平，偃武修文，康熙十八年特舉博學宏詞，本來是想羅致前朝遺民志士，同開新局，但巖壑之間的大儒如顧亭林，李二曲，傅青主等人寧死不出，而朱三太子尚在民間，終是隱憂，如何消除這些隱患，是皇帝無日不縈懷的一個問題。
後來給他想出一個辦法來，治國之道無它，民之所好而好之，不過僅僅如此還不夠，因為長期下去，必成遷就，還須教化。然則滿洲又有什麼東西是可以教化百姓的嗎？當然沒有
拿皇帝自己來說，從小讀書明理，讀的是什麼書？還不就是漢人留下來的書嗎？親政之後，治國平天下，是從哪裡來的道理？不也是得力於漢人留下來的書嗎？
轉念至此，皇帝大徹大悟，要想長治久安，唯一的出路就是認同漢文化他在想：擇善固執，不立門戶，朕行孔孟之道，則受孔孟薰陶的漢人，自然以萬乘之主視朕因此東巡的第一件要務，就是瞻仰闕里，敬禮先師。
訊息傳到曲阜，六十七代衍聖公孔毓圻又是興奮，又是害怕。興奮的是，自從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因封禪順道拜謁孔廟以來，歷時六百八十年，始再有天子幸闕里；擔心的是，他的祖父衍聖公孔元直在順治初年碰過一個很大的釘子，是為了薙髮。
當時薙髮令下，有兩句簡單而狠毒的口號，就是留髮不留頭，留頭不留髮。孔元直又想留髮，又想留頭，便由原任山東知府叫孔文謤的上了個摺子，說‘禮之大者，莫過於冠服’，而孔家‘自自漢暨明，制度雖有損益，獨臣家服制，三千年來，為之或改，今一旦變更，恐於皇上崇儒遵道之典，有未備也。應否蓄髮，以復先世衣冠，統唯聖裁。’
摺子呈上去，得旨是：‘薙髮嚴旨，違者無赦，孔文謤奏求蓄髮，已犯不赦之條，姑念聖裔，從寬免死。著革職，永不敘用。’
表面上是在訓斥孔文謤，實際上是在訓誡孔元直。到了這一次康熙臨幸，會不會有什麼一反‘攘夷’而改為‘尊夷’的舉措，不能無憂。
到了十一月初，皇帝在江寧特遣大員祭掃明孝陵，並御筆題‘治隆唐宋’匾額一方，這一次，孔毓圻才算是徹底放下心來。
十一月十六日，御駕北還到費縣，頒下上諭，祭孔以後，還要舉經筵，‘於孔氏子弟選取博學能講書人員’，先撰寫講義程序，題目由皇帝圈定，就是《大學》開宗明義的第一章。而中選的講書人員，就是孔尚任。
經講完畢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