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人的平等公民權，提供了法律上的依據。
“這種露骨的種族主義性質修正條款，在日本國會的審議中以“用語上的修正”為名加以強化。如果我們不拿出切實可行的應對措施，那六十多萬日本華人、韓國人的權利將無法得到保障。”
這個情況讓所有人都大吃了一驚，要知道這可涉及到幾十萬在日僑民的利益。讓那些僑民留在日本，不但能減輕國內的壓力，而且還能或多或少拖拖日本發展的後腿。而日本方面耍的這個花招，無疑是逼那些僑民捲鋪蓋走人。
根據大會組委會的規定，今天的會議只是提出問題，解決問題則留在今後三天裡討論。對此最為擔憂的崔用德總統，不得不強壓著心中的怒火，臉色鐵青地靜聽劉曉忠接下來的發言。
劉曉忠司長走到各學科專家教授席前，繼續說道：“為了給國際社會一個交代，也為了讓日本儘快融入國際社會，日本臨時政府丟擲了‘一億總懺悔’，以此表達他們願意承擔戰爭責任。
而事實上我們可以把他們的‘總懺悔’，比喻成烏賊遭遇緊急情況拼命逃生時噴出的黑色煙霧。儘管一些團體和個人認真對待個人的責任，並進行嚴厲是自我批評，但這只是極少數。官方版的‘總懺悔’早就煙消雲散，很少有人真的相信，一般國民與軍部和官僚負有同等責任。
一些人激憤的呼喊：‘這場戰爭在我們一無所知時開始，又在我們相信即將勝利時敗北，那些背信和欺騙國民的人才有懺悔的必要。’一億人中的另一位則聲稱：‘如果一億總懺悔意味著戰爭當局企圖向國民分配責任的話，那就太卑怯了’。
劉曉忠司長長嘆了一口氣後，凝重的繼續說道：“戰敗之後，如何告慰亡靈？在大多數日本人去理解和接受戰爭責任、罪行、懺悔和贖罪時，是一個迴避不了問題。而非勝利者將從道德和法律方面如何處置他們，進而佔據他們的內心。
我們關注的是日本對我們國家和民族犯下的罪行，而日本人卻是被對自己死去同胞的悲憤和內疚所壓倒。
有這種想法是自然的，不是因為文化的差異，而是戰敗之後，世界變了。當我們質問誰該為日本的侵略和暴行負責時，絕大數日本人卻在思考，誰應該為戰敗負責？
劉曉忠司長的這番話，無疑指出了日本國民對侵略戰爭的認識。很顯然日本人的態度無法讓大家滿意，他們竟然不對剛結束的那場戰爭進行反思，反而在找日本戰敗的原因。
不等眾人提出疑問，劉曉忠司長繼續介紹道：“首先，他們把戰敗歸罪於軍部的無能，把所有責任都推到了東條英機為首的將軍們身上。這一點從兩年前東條被宣佈逮捕時的自殺未遂中就能看出，日本人普遍認為東條英機應當毫不遲疑的自殺，畢竟1942年東條上任陸軍大臣時，他曾頒本了有名的《戰陣訓》，訓諭軍人“不可生受囚虜之辱”。
東條英機在被捕前夕，收到了無數封敦促他自殺的信件，據說還有人給他送了一口棺材。可是他鼓起勇氣赴死時，卻選擇了懦弱的方式，使用子彈而不是武士刀自裁。包括他沒有死成這一點，都超出了悲傷的愛國者們忍耐的限度，進而坐實了軍部無能，導致戰敗的普遍觀點。”
這一點大家還是早已耳聞的，連日本知名作家高見順都發表文章，簡潔的表達了這種厭惡感：“苟且偷生，隨後又像外國人那樣用手槍自殺，還沒有死成日本人不禁只有苦笑，為何東條大將不能像阿南陸相那樣連夜自殺？為何東條大將不能像阿南陸相那樣用日本刀自殺？”
想到這些，胡適回過頭來，在梅貽琦耳邊低聲說道：“月涵兄，看來指望日本像德國那樣反省，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了。”
“正如博文所說的那樣，日本人從不認為中國是戰勝國。如果我們不能自強，總有一天他們還會伸出罪惡的魔爪，畢竟地理環境的資源等因素，決定了他們必須要向外發展。也許是軍事上的，也許是經濟上的。”梅貽琦沉思了片刻後，憂心忡忡的說道。
劉曉忠司長看了一眼手中的資料後，繼續說道：“日本精英的共同陰謀論，將日本戰時的舉國領導者，打上了集體痴呆症的標籤。將日本發動的侵略戰爭，添油加醋的定義為被軍閥所矇蔽。
正如渡邊一夫的《旋風二十年》所言：基於畸形精神主義教育的非合理、非理性的暴力衝動滲透軍部上下，與現實的乖離使他們的策劃和指揮能力成了笑柄。這種非理性露骨的體現了大東亞戰爭指導上極度的非科學性。”
幾乎所有人都認為，整個軍隊司令部都應該被關進精神病院，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