傷害……”
“那麼如何還之於民，我再舉一個例子，比如全國的差役，衙前差役數量幾乎達到了近五十萬之巨，即便這樣，有許多州縣因為貧困，不敢僱募太多的差役，不得不強迫百姓應差。這麼龐大的差役數量，國家一年只支付六百幾十萬舊貫，或者再做一個比喻，差役的數量相當於官員的二十倍，總支出卻只有官員的近五分之一，整整懸差到八十倍到一百倍。這個正常嗎？”
儘管這些差役裡有許多是短役，但人均只攤到十來貫，是何其之少！
蔡確問了一句：“彼岸差役薪酬多少？”
“分成兩部分，一部分是應差，每一個丁壯每年不低於二十天的差役，但不得超過一個月差役。並且這些差役只對本村鎮負責，比如興修當地的學堂道路水利，若是周邊有許多土著者，必須加修村牆，派人輪流值戍。餘下的勞作則不能動用這個差役額，那就得僱募差役了，一般胥吏薪酬在五十到一百貫之間。長差在三十到五十貫之間，短差分成輕重是五十文到一百文每天，然而彼岸物價相對於大宋，比較低廉。”
就是低廉了，也比宋朝的差役薪酬高得多。
但那邊有一個應差，等於無形中減少了募差的數量。可是這個應差只對本村鎮負責，由村長鎮長率領，村長鎮長為了連任，不得不取悅於民，所以對這些應差會十分慎重。
因此它雖好，放在宋朝就沒有辦法實現了。
王巨又說了一句：“並且兩邊最大的差距就是官員胥吏差役的薪酬懸殊不大。”
就象王巨所說的，宋朝每年為了官員得支付近三千萬貫的薪酬，但不是每一個官員薪酬都很高的，普通的知縣與主薄，一年薪酬與種種福利加在一起也不過三百到五百貫，做為官員，多少得養一兩個家奴門客的什麼，再加上應酬，這點收入就比較吃緊了。然而做為高階官員，象文彥博與富弼等人薪酬高得嚇人。一個文彥博就能養活兩千個差役。
“當然，我不是指降低官員的薪酬，而是指朝廷合理的徵稅後，能稍稍提高差役的待遇，這樣他們才有動力替國家做事。否則就是僱募了，因為養不活一家老小，只好利用手中的職權，違法亂紀了。別以為他們只是胥吏與差役，實際普通百姓與官府打交道，不是與官員打交道，而就是與這些人在打交道。”
“一個國家，想要變得越來越好，有三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