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奉縑帛替人贖罪。
但他對佛之認識仍十分粗淺，既信佛，卻又誦黃老之微言，且曾把佛與孔子、老子一齊祭祀，他又與方士交往。
可見此時漢人之對佛，是把佛教視為一祭祀方術，以為其學說只是鬼神報應之說。
當一種完全不同的文化傳入，首先要在當地人的思想信抑上找到共通點。
而現在中國流行陰陽五行，神仙方士之說，故當時國僧侶到中國時，奇裝異服，對佛像燒香禮拜，誦唸人們所不懂之經，在當時人民的心目中，自然被視作方士之類。
而他們舍世的生活方式，也與道家的隱修和迴歸自然的思想相似，故當時之佛教是被當作與黃老及神仙道術等相類似的東西，而被漢人民所接受。
永平十年時，明帝曾遺使到天竺求法，並得攝摩騰、竺法蘭把佛經及釋迦立像帶到洛陽。明帝令畫工仿畫佛像並置清涼臺收藏，又把佛經藏於蘭臺石室，又建白馬寺於洛陽，正式展開佛教在中國的弘法事業。
桓帝時，大力弘揚佛法，雖在宮中黃老浮屠並立祠，及士大夫間也佛老混言，但在他們的重視下，佛教得以在中國迅速傳播。
靈帝時，牟子銳志於佛道，兼研老子，著有《牟子理惑論》，以解時人對佛教之疑惑與攻擊，謂“佛乃道德之元祖，神明之宗緒”，甚至明言儒亦不如佛也。
自此，佛教遂成一幟，漸與道儒分途。
自明帝建成白馬寺後，靈帝亦大造浮屠之祠，以銅造像，黃金塗身，衣以錦採，所建佛閣可容三千餘人，附近各地人在此聽佛和讀經。
每年四月八日浴佛節設酒飯，佈施於路，延綿數十里。
許多佛僧於傳教初期為求在中國新地上生存與發展，儘可能遷就當地固有的文化，採取依附道教，尊重儒學的態度，在記述佛教傳播的史書中，佛道往被相提並論。
自明帝至桓帝時的百年間，始終以黃老浮屠歸為同一道，更甚者，或以道教教主老子為佛陀。
另一方面，儒學在漢代己漸居社會思想的主導地位，佛教對之也取尊崇之態度。
如牟子極力以佛教教義迎合儒家，認為佛教義理與儒家倫理綱常思想是一致的，自己雖信佛但對儒家的仁孝思想並行，康僧會甚至把仁說為佛教的最高原則。
東漢時，諸儒往往把佛貶為“夷狄之術”，認為其出剃髮棄妻等行為不合孝子之道。
而道教也對佛教進行攻擊，除造老子化胡說以證明其資格早於佛教，又指佛僧棄親、拋妻、食不清、行乞丐為“四毀之行”。
到了東漢末，佛教已趨向獨立，而對道的排斥也進行抗爭。
本來對賈詡就很忌憚的戲志才，聽到他對佛教入木三分的分析，不由頭皮發麻。
趙雲也在一旁沉吟，半晌沒有說話。（未完待續。）
第一百零七章等我再現之日，佛教當為我助力
其實，在內心裡面，趙雲對佛教很是排斥。
前世，見佛門之士，不事稼穡，完全依靠信奉佛教的大眾進行佈施，活得非常滋潤。
那些和尚們出則別摸我，入則挨轟plus，除了表面上不吃葷腥，生活相當優渥。
固然戲志才對賈詡忌憚，而賈文和對自家主公的博學更是欽佩。
他綜合了各種資訊，甚至親自到寺廟去參觀，才知道世界上還有一群光頭。
按說賈詡世居涼州，靠近西域，接觸佛教應該早一些。實則不然，他本身就是半個儒生，家境貧寒，佛教則主要走高階路線。
更兼涼州民生疲憊，不管是上層還是老百姓，生活都不甚安寧，不管什麼教派，在這裡的影響都沒多大。所以，中原人眼裡，他們和蠻夷差不多。
趙雲心裡沒底，他委實不想讓那群外來的和尚把佛教在中國發揚光大，現如今道家不僅支援劉辯，更有甲子年的黃巾起義。
佛教與儒、固有相斥的一面，但也有相互影響和融合的傾向。
佛教初期藉道教之不小，也受到儒學一定的影響。
但反過來看，佛教對道儒也有所幫助。如早期佛經翻譯有不少詞語直接來自黃老之道，如“安謂清，般為淨，守為無，意名為，是清淨無為也。”
道教之太平經也有用佛詞語的，如提及佈施、好生等。而康僧會等力圖用佛教教義來闡述儒學，在現時儒家正統大受衝擊的情況下，這無疑幫了其大忙。
佛教作為外來宗教，其適應性極強，它為求自身之生存與發展，初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