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這首詩拿給大家看。
柳六一評論道：“鐵戈在身負十年刑期的情況下，依然懷念老毛，可見感情之真摯，信仰之堅定。‘笑覷’二字用得好，大有這十年刑期何足掛齒之慨。”
葉一彪則不以為然道：“還‘獨懷’呢，要不是老毛髮動文化大革命你我豈能有今天的牢獄之災？說實話我原來也特別崇拜毛澤東，認為他是中國幾千年難遇的明主仁君。在我被捕的一年多的時間裡，我經常調號子，碰到不少五鄉八寶的人，有刑事犯，有政治犯，還有即將被槍斃的人。我發現一個奇怪的現象：反革命案件和刑事案件幾乎各佔一半，也就是說每兩個人中就有一個是反革命或政治犯。為什麼會有這麼多人對當今社會不滿？而那些刑事犯中有一大半是盜竊、詐騙犯。我問他們為什麼不好好勞動，非要用這種卑鄙的手段謀生？結果一瞭解才知道他們大部分都是從貧困的農村和邊遠的山區來的，他們說在老家的工分實在太低，在隊裡生產一年到年底一結算，基本上什麼也沒有。如果家裡有人生病，小病小災就扛一下，要是大病那就算完了，好多年都翻不了身。他們到城裡來滿以為會看到一片蔚藍的天，可是進城以後卻發現沒有什麼東西是屬於自己的，連到建築工地做小工、下河打起坡這樣的苦力活都沒有自己的份。為了生存下去他們開始盜竊，大到偷牛，小到偷雞，只要能吃能變錢的什麼都偷。腦筋活泛一點的就到處詐騙。古人云：‘飽暖思淫慾，飢寒起盜心。’如果年復一年的政治運動特別是像文化大革命這樣長達十年的政治運動，把中國搞得百業凋零民不聊生，那就不得不對這場運動的性質重新思考。我在這一年多的時間裡反覆思考文化大革命到底給中國帶來了什麼？幸福還是災難？美滿還是毀滅？前進還是倒退？民主還是獨裁？猶太人說：‘人類一思索，上帝就發笑’，現在我們中國是用腦一思索，就要進監號。”
柳六一說：“我們下放的地方還算比較好，十分工有六毛錢。我們知青每出一天工算八分工，一天好歹有四毛八分錢。鐵戈，你原來跟我說過白菂河山區十分工才八分錢，是真的嗎？也不至於那麼窮啊。”
鐵戈說：“那還能騙你！有一次我跟何田田和幾個朋友一起到月山去春遊時，在當地山民家裡討水喝才知道這個情況。當時我們走累了，就在這戶人家坐下來一邊喝水一邊聊天，問起當地的收入，那家的老太婆蓬頭垢面，鶉衣百結。她說當地一天才八分錢一個工。那些山民穿的那個破啊，簡直沒法形容。當時最便宜的煙是‘經濟牌’的，也要九分錢一盒，也就是說山民們幹一天農活還買不起一盒最差的煙。她說我們隊還算好一點，再往山裡走那裡面更窮，一個工才六分錢。我說你們養雞呀，一個雞蛋在白菂河街上可以賣六分錢，我們想買還買不到。她說不能多養，養多了就是資本主義尾巴，要割呀。要不是我親眼所見，打死我都不相信中國的老百姓窮到如此地步。後來何田田給了這老太婆兩毛錢作為茶水錢，那老太婆說：‘姑娘，在我們山裡喝水是不要錢的。’何田田說：‘老奶奶，喝水就應該給錢。’說完紅著眼圈跑出去了。那情景直到今天還在我眼前晃動，解放都二十多年了，山裡的老百姓還是那樣窮，這他媽革的什麼命？”
晚上，這裡不像看守所那樣催人睡覺，號子裡的燈通夜長明不熄。這裡關押的是從湖北各地送來的已決犯，反正都判了刑，不存在串供翻供訂立攻守同盟的問題。而且都是已決犯，幾乎不存在自殺的問題，因此槍兵只是負責外圍的警戒值勤，在號子外值班的都是快刑滿的外勞犯人，為了便於觀察號子裡面的情況，所以晚上不熄燈。
鐵戈和柳六一都只帶了一床被子，只好墊一床蓋一床。他倆半躺半坐，把頭靠在牆上，都在想心事，久久不能入睡。
鐵戈突然問了一句話：“六一，記不記得寧老師講的話？”
柳六一搖搖頭，一臉茫然。
“六六年我們要畢業了，寧老師有一次講完課以後說：‘我從一年級把你們帶到六年級，這在我們附小還是第一次。所有的老師都調過班，只有我沒調。學校曾經要調我到別的班，但我不同意，我就想把你們一直帶到畢業。同學們，整整六年了我們朝夕相處，我真的愛你們每一個人。畢業後你們還要上初中、高中，有的還要上大學。我帶你們四十五個學生，也許將來會出科學家、軍官、教師、工人、幹部，也許有的人會坐牢，因為每個人的路都是自己走的。’你記得這話嗎？”
“這話我記得。寧老師還說：‘當你們踏上社會參加工作以後，一定要把自己學到的知識全部用到為祖國的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