礦山開放和鑄造錢幣的事就交給丞相府全力著手開辦。”
“臣遵旨——”蕭何躬身一禮。
這時翰林院一位大學士蔡閔之邁出一步道：“啟稟漢王，蕭丞相所言雖大有道理，可是礦山一事，頗為可慮，一是恐有一些別有用心者將來會私鑄錢幣，流通於市，致使錢幣貶值，物價猛漲，實為一大患；二是以防日後有圖謀者藉此開礦屯兵，聚集流民武士，圖謀不軌，亂法鬧事，這些都不可不防啊！”
蕭何轉身回聲道：“丞相府已擬定法令，除朝廷外，不得任何世家和商賈私自鑄造錢幣，也會制定相關舉措來預防這些可能性，漢室初立，嚴肅法紀，至關重要，但如何施法？臣以為，治不如防，如果失去了約束監督，漸漸造成官吏腐敗，政令不通，倘若對天下官吏僅以酷法制裁，傷筋動骨，卻難以根治！新任官吏獨攬地方大權之後，唯我獨尊，失去畏懼之意，懷抱僥倖心理，貪贓枉法還會前赴後繼，因此臣十分贊同漢王三權分立的見解，使立法、行政、執法分立開來，相互配合，相互監督，防止一權獨大，地方擁兵自重、一手遮天的情況，各郡縣三權各行其政，各行其法，遇到難題和阻礙可向各自上級文書稟告，地方解決不了，還有朝廷六部，還有樞密院、御史臺、丞相府、翰林院，這一舉措，更加明確了分工，必然使我漢室朝廷機構更加有效的運作起來。”
百官聽到丞相所言句句妙語，對朝廷的治理深得其法，不禁都覺得大有道理，殿內這些文官武將，大多都是中原的俊傑雅士，不少人多有賢名，如今在漢中任官，不斷聽到漢王和蕭丞相別出心裁，與秦國不同的治理之道，越來越對漢室的發展寄託厚望了。
龍天羽想的卻更深一些，古代變法歷來充滿殺戮和血腥，說白了就是革新黨與守舊黨之間的爭鬥，戰國時期李悝變法和吳起變法，都在邪惡殘暴的鮮血中失敗，李悝退隱，吳起慘死，後來韓國的申不害變法、齊國的齊威王變法、秦國的衛鞅變法，都充滿了殺戮，韓國殺了幾乎所有的權臣，齊國更是用大鼎烹煮官吏，秦國最甚，幾次三番大肆殺戮阻擋變法的平民農夫和守舊貴族、秦老氏族，動輒上千人同時行刑。
而如今，漢室初立，各個階層的矛盾還不明顯，無論公侯勳卿、朝中百官、天下士紳，甚至各地落王、世家，豪門，尚未形成一股龐大的力量，因此在建國初期，就小心翼翼，不斷修改律法和朝廷機構，削減官職的權力，同時相互監督，潛移默化地一步步變法，會取得更好的效果，如果等立國百年再變法，所有勢力盤根錯雜，組成龐大的關係網，牽一髮而動全身，就算是皇帝，也觸逆不了這麼龐大的力量。
然而，藉由社會矛盾激化而不理，深受其害的不只是平民百姓，整個朝廷遲早被拖垮，這也是為何古代王朝更迭的根本所在，表面看是因為昏君的關係，其根本是王朝由盛轉衰，朝廷矛盾激化到不可協調，出現了一個昏君、暴君或梟雄、大旱之年、外族入侵等等，任何一個導火線都會致使王朝倏然倒塌。
所以即使龍天羽不是一個政治家，但以兩千年封建社會朝代更替為借鑑，也意識到要想長治久安，獲得長遠利益，就必須讓利於民，並採取有力措施緩和社會矛盾，剔除平時難以撼動的積習、舊制，矛盾就可以逐漸迎刃而解。
龍天羽開口道：“三權分立的事宜就交給丞相府、樞密院、兵部、刑部、吏部負責，以太尉和丞相為主，辦理此事，有關人員升遷、調質、上任的細節，待四部門擬定合適人選在大殿商議確定後，再行公佈人員職位。”
漢王明白在目前這種群雄並立，封建社會定型時期，要想成功改革，只有自上而下，做到事權歸一，如果不加強朝廷對各級機構的控制力，改革就是一紙空文，上邊費盡心機制定的政策，到下邊敷衍了事，根本得不到貫徹實施，三權分開，層層控制、層層考核，賞罰分明、明確責任，才能加強提高朝廷官員的責任心。
當然龍天羽對現在的變法還是持著穩定踏實的心態，不敢操之過急，與這個時代背景相適應的前提下，儘量變革求新，加入一些唐宋元明清及現代的治國方法，畢竟在目前這種大環境下、在目前的科技水平、訊息能力、民智習俗下，要是想搞民主專政，那純粹是腦袋讓驢踢了，社會主義拿來古代來實施不搞得天下大亂才怪。
曹參、蕭何、周勃、陸賈、周昌五位重臣大員躬身領旨，共同負責這次三權分立的部門建立、職責劃分、俸祿爵位等具體事宜。
龍天羽關心科舉的事，說道：“張太傅不日便歸來，由翰林院擬定科舉的事宜，出卷命題，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