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其居位任事者，不限資格，使得自竭其所長，以為治效。且黜陟進退之際，權歸於上，而有司若不得預。”
＇69＇參看俞宗憲：《宋代職官品階研究》，《文史》第21輯，中華書局1983年版；丁凌華：《宋代寄祿官制度初探》，《中國史研究》1986年第4期；龔延明：《宋代官吏的管理制度》，《歷史研究》1991年第6期；朱瑞熙：《中國政治制度通史》第6卷（宋代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650頁以下；苗書梅：《宋代官員選任和管理制度》，河南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414頁以下；張希清等：《宋朝典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73頁以下。當然，俸祿依寄祿官、職錢依差遣只是個大致的說法，宋朝文官等級制的結構錯綜複雜，也有部分俸錢、衣賜是由差遣決定的。參看姜錫東：《北宋前期宰相制度的幾個問題》，《中州學刊》1990年第2期；汪聖鐸：《宋朝文官俸祿與差遣》，載《中日宋史研討會中方論文選編》，河北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
＇70＇羅文：《由現代行政學的職位分類看宋代的人事行政制度》，《華岡文科學報》1978年第11期，第145頁。
＇71＇鄧小南：《宋代文官選任制度諸層面》，河北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3…4頁。
＇72＇孫國棟：《宋代官制紊亂在唐制的根源》，《唐宋史論叢》，香港商務印書館2000年，第197頁以下。
＇73＇洪邁：《容齋三筆》卷四《舊官銜冗贅》，《容齋隨筆》，第368頁。
＇74＇愛宕元：《唐代的官蔭入仕以衛官之路為中心》，《日本中青年學者論中國史》六朝隋唐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252頁。
＇75＇吳宗國：《科舉制與唐代高階官吏的選拔》，《北京大學學報》1982年第1期；《進士科與唐朝後期的官僚世襲》，《中國史研究》1982年第1期；《唐代科舉制度》，遼寧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8、12章。毛漢光先生也有類似看法：“士族在科舉初期三百年間，利用科舉制度而延長其政治地位”，“在唐代統治階層中，士族官吏仍佔絕大多數，而科第出身者，亦以士族居絕大多數。”《唐代大士族的進士第》，黃約瑟編：《港臺學者隋唐史論文精選》，三秦出版社1990年版，第60頁。
＇76＇瞿同祖：《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212…213及第218頁。
＇77＇例如尉遲敬德為刺史、都督等從二品、三品之官，致仕時“授開府儀同三司，朝朔望”，是以從一品散階致仕。李靖為從二品尚書右僕射，致仕時“乃授檢校特進，就第”，是以正二品散官致仕。分見《新唐書》卷八九《尉遲恭傳》及卷九三《李靖傳》。
＇78＇參看朱瑞熙：《中國政治制度通史》第6卷（宋代卷），第689…692頁；金中樞：《宋代公教人員退休制度研究》（一），《宋史研究集》第28集，臺灣國立編譯館1998年版，第65頁以下。又洪邁《容齋隨筆》卷九《帶職致仕》：“熙寧以前，待制學士致仕者，率遷官而解其職。若有疾就閒者，亦換為集賢院學士”；又《致仕之失》：“本朝尤重之，大臣告老，必寵以東宮師傅、侍從。”第92、101頁。
＇79＇趙翼：《廿二史札記》卷二五《宋制祿之厚》。王樹民：《廿二史札記校證》，中華書局1984年版，下冊第534頁。按，一般認為“在中國曆代封建王朝中宋代官僚的俸祿是最為優厚的”。例如龔延明：《宋代官吏的管理制度》，《歷史研究》1991年第6期；邵紅霞：《宋代官僚的俸祿與國家財政》，《江海學刊》1993年第3期。但衣川強認為：宋代“官吏們如僅靠俸給生活，就無法享受充分的供應。”見其《宋代文官俸給制度》，鄭梁生譯，臺灣商務印書館1977年版，第98頁。近年國內也出現了宋代俸祿低於實際支出的意見。例如郭東旭：《論宋代防治官吏經濟犯罪》，中國宋史研究會第6屆年會論文；何忠禮：《宋代官吏的俸祿》，《歷史研究》1994年第3期。張全明先生則指出：宋初官俸是較低的，元豐至宣和年間俸祿較高，“兩宋時期，從整體看，其官員的俸祿水平大致處於中國曆朝的中上等水平”。見其《也論宋代官員的俸祿》，《歷史研究》1997年第2期。苗書梅先生進而認為，部分宋代官員窮窘的原因，在於中下級官員守選、待闕時間過長，待闕時僅得部分俸料，造成官員實際收入下降；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