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那本書關乎當下政治，也就只好作罷。當時，何冉還問我有沒有關注政治，我微微一笑，用周國平的一句話做了回答，“讓女人搞政治，對女人和政治都是一種殘害。”何冉笑著說了一句，“好像很有道理。”
在香港實習，我們的早飯是在香港大學的飯堂吃，真心覺得物美價廉了。它的飯菜和環境，絕非我們學校所可比擬，即便是我們東區飯堂新裝修開張的二樓，也不在話下。而午飯，夾雜在上午和下午都要坐著包車去工地的空隙中，多半為了趕時間時，我們都是在麥當勞裡解決的。有時候的晚飯，我也會去吃麥當勞，香港的比內地還要便宜一些。
在香港呆了四天半，在每天都有麥當勞吃的情況之下，回來之後去深圳玩，所謂的吃一頓大餐依然是麥當勞，連我都懷疑自己怎麼會有那麼好的胃口，居然沒有吃膩。不過也幸好，在從深圳回來之後，接下來去郴州找靖靖姐，我們終於沒有再吃麥當勞。
吃完了最後的一餐飯，第二天下午，我就坐著車回到廣州了。因為子夜妹子和瑩子姐一整天都要上班，便趁著中午吃飯的時間，把我送上了公交車。在後來買完票坐上大巴之後，我一直在回憶著這五天中對深圳的印象。我知道，假如哪一天我動手寫自己的故事，一定少不了這幾天的事情，它在我的恢復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