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有益；搞不好呢，汪先生三十多年來的光榮歷史只怕讓人一筆勾銷。”汪精衛也明白，他邁出這一步的代價有多大，豈止勾銷三十多年來的光榮歷史，甚至要千夫所指、萬人痛罵，陳公博也從成都打來電報，勸告汪精衛說：“先生若離重慶將遭到全國民眾的反對和唾棄”。汪精衛考慮了整整兩天，最後說：“決定了！只要能救民於水火，我決心跳火坑了。”
第三部分之四：對日和約的實態
中日戰爭爆發後，日本對戰局的形勢有三種看法：一、快勝論：認為中國軍隊不堪一擊，可以在“三個月內解決支那問題”；二、持久戰論：認為中國國土遼闊，戰場的縱深太大，日軍只能佔據一些軍事據點，不可能有效地控制整個中國。中國政府如果堅持不降，中日戰爭將成為曠日持久的持久戰；三、外國干涉論：認為中日戰爭將導致第三國的武裝干涉，日本會在外國的政治軍事壓力下被迫退出中國。
隨著戰局的發展，證明“快勝論”的預言是錯誤的，但外國也沒有積極干預中日戰爭，所以“持久戰”的預言成為現實。日本非常不願意打持久消耗戰，持久戰拖得越久，對人口資源豐富的中國就越有利，日本將在消耗戰中拖垮。到１９３８年底，日本用在中國戰場的兵力已增至２４個師團，軍費激增，財政困難，稅收加重，國內危機日漸困重。在這樣的情況下，日本內部也出現了儘快解決戰爭的呼聲。
在１９３８年初，日本還寄希望於用高壓手段迫降中國政府，１９３８年１月１６日近衛首相發表了《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強硬宣告。１９３８年１０月，日軍本想在武漢戰役中一舉殲滅中國軍隊主力，但中國軍隊主動撤退，中國政府也遷都重慶，使日本透過武力高壓迅速解決中國問題的企圖破產。此後，日本政府內要求“重新檢討對華政策”的呼聲抬頭，１９３８年１１月３日，近衛首相發表了第二次對華宣告，一改過去的“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方針，表示：“帝國所期求者即建設確保東亞永久和平的新秩序。只要國民政府拋棄以前的一貫政策，更換人事組織，取得新生的成果，參加新秩序的建設，我方並不予以拒絕”。
１９３８年１２月６日，陸軍省參謀部公佈《１９３８年秋季以後的對華處理方略》，決定今後的對華總方針：“以攻佔漢口、廣州為行使武力時期，今後自主指導新中國建設，切戒急躁。為此，目前應以恢復治安為根本，其他各項施策都應與此相適應。”對華總方針還規定軍事上“以不擴大佔領區”為宗旨，確定新黃河、合肥、蕪湖、杭州一線以東的佔領區為治安地區，以西為作戰地區。在不擴大佔領區的原則下，對國民黨軍實施有限的區域性進攻，同時加強航空作戰，轟炸重慶國民政府大後方及中國國際補給線，打擊中國的抗日意志，促使國民政府崩潰。
１９３８年底以後，日本政府和軍部的對華方針由“軍事打擊為主，和平談判為輔”，改為“軍事打擊為輔，和平談判為主”，由否認重慶國民政府改變為承認重慶國民政府。１９３８年１１月以後，日本政府開始考慮作出一定讓步的情況下，和中國政府談判，結束戰爭。１９３９年３月，日本新首相平沼在國會演說中公開表示說：“蔣介石將軍與其領導之政府，假使能重新考慮其反日態度，與日本共同合作，謀東亞新秩序之建立，則日本準備與之進行中止敵對行動的談判”。
中日戰爭爆發後，中國對戰局的形勢有四種看法：一、勝利論：認為中國軍隊已具有擊退日軍的實力，可以擊敗日本的軍事進攻，贏得軍事上的勝利；二、亡國論：認為中日戰爭的結果將導致中國亡國；三、最後勝利論：中日戰爭成為持久戰後，最終將引發外國的武裝干涉介入，中國在外國的幫助下最終戰勝日本；四、和平救國論：中日戰爭成為曠日持久的消耗戰後，日本也難於忍受長期的消耗戰，所以日本不能滅亡中國，不得不與中國進行停戰和談。而中國也應該積極響應和談，儘快結束在中國土地上進行的破壞性巨大的戰爭，減少中國國力的損失。
日本對華政策改變後，開始發出和談的訊號和放出和平的氣球，這正好與汪精衛等人的“和平救國”論看法不謀而合，國民黨內對“是戰還是和”的問題上，發生了重大分裂。但由於“主戰”和正義聯絡在一起，“主和”不免戴上投降叛國的漢奸帽子，所以國民政府內“主戰”派還是佔絕對多數。在此情況下，汪精衛等“主和派”開始了自己獨自的“和平工作”。不過蔣介石在“主戰”和“主和”之間持機會主義態度，一方面他高唱抗戰到底的高調，另一方面對汪精衛等人的“和平工作”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