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中國老百姓，上百萬人成為無家可歸的流民。不久，國民黨軍又在預定撤退的長沙誤放火，燒死平民數萬。長沙大火後，汪精衛批評蔣介石說：“我們燒東西也許是怕自然物資變成‘自然漢奸’被敵人利用，但如果沒有人出來做漢奸的話，自然又怎麼會變成漢奸呢？如果象長沙一樣把每處每地都焦土化的話，我方抗戰所需的物質又從何而來？如果把淪陷區內的物質全燒光，剩下的只有一大群無食無住的饑民，這些人怎麼處理？帶他們一起跑吧，他們又跑不動；將他們殺了吧，又於心不忍。如果把他們扔給敵人，他們必然要被敵人所用，必然要當漢奸。”
汪精衛在一次演講時說；“從前法國有一個國王，叫做亨利四世，他講過一句很有名的話：我希望我的人民，在每個星期六的晚上，在他家裡的火爐子上面、瓦罐子裡面，都偎著一隻雞。我們再看看我們中國的老百姓，他們有的連雞毛都沒有見過，還談雞？一生都吃不著一隻，還要說在每個星期六？他們從小到老都在勞動，田地和工廠接受了他們的血汗，等到血汗用盡了，生命也完了，就離開了世界。那好比火爐需要柴炭，等柴把精力完全貢獻出來，只剩下灰未、只剩下煤屑的時候，不講情面的鐵鏟就把它們剷出去！不讓它們再在火爐裡停著”
汪精衛越來越對這種建立在人民慘痛犧牲基礎上的焦土抗戰感到疑問：抗戰的目的是什麼？法國國王還企望人民百姓能有雞吃，我們的領導人想到過老百姓的疾苦沒有？抗戰的最大犧牲者不就是那些連雞肉的滋味也不知道的平民百姓嗎？我們不惜犧牲四萬萬老百姓的生命來培養一個民族英雄，這值得嗎？如果不出現奇蹟的話，這場戰爭要經過多少年才能結束？在這期間中國老百姓要遭受多大的慘禍？汪精衛越來越覺得他的和平救國理念是正確的。
當然國民黨內部持“和平救國”觀點的，不止汪精衛一人。周佛海、顧祝同、熊式輝、梅思平、陶希聖、胡適、高宗武等人組成了一個“低調俱樂部”，主張和平救國。“低調俱樂部”是胡適起的“雅號”，以區別於那些唱抗戰高調的人。周佛海說：“共產黨、桂系以及一切失意分子，都很明白地知道，抗日是倒蔣唯一手段。他們因為要倒蔣，所以高唱持久全面的抗日戰爭。蔣先生本想以更高的調子壓服反對他的人，而這些人就利用蔣先生自己的高調，逼著蔣先生鑽牛角。調子越唱越高，牛角就不得不越鑽越深。當抗戰到底的調子高唱入雲的時候，誰也不敢唱和平的低調，故我們主張和平的這一個小集團，便名為‘低調俱樂部’。”１９３８年９月胡適被任命為駐美大使，與“低調俱樂部”中斷了聯絡。
汪精衛雖不直接參加“低調俱樂部”的活動，卻是這個組織的靈魂，無形中形成了以汪精衛為中心的“和平運動”。“低調俱樂部”批評主戰派說：“蔣委員長等主戰的結果，一個是丟，一個是燒，丟不了也燒不焦的地方，都給了共產黨的游擊隊。共產黨以游擊戰爭迴避對敵作戰，人稱‘遊而不擊’，他們是想借抗戰保全實力，待國軍消耗光了，他們就可顛覆政府。”江精衛則說：“主戰有主戰的道理，不過，主戰的目的是什麼呢？為的是國家能夠獨立生存下去。如果能達此目的，和日本言和也不失為一種手段。一味主張焦土抗戰的、唱高調的應該再坦誠一點，要說老實話。依我看來，日軍佔領區日益擴大，重要海港和交通路線大多喪失，財政又日益匾乏，在戰禍中喘息著的四萬萬國民，沉淪於水深火熱的苦難之中。為儘早結束戰爭，我曾多次向蔣委員長進言，要開啟談判的大門。”
不過在國民黨內主戰派壓倒多數的情況下，汪精衛感到已不可能說服蔣介石等人走“和平救國”的道路，於是他開始走自己獨自的和平道路。汪精衛委託“低調俱樂部”的梅思平、高宗武等人和日本私下接觸，談判停戰的條件。
日本國內也有一批主和派，主張儘早以較為寬大的條件和中國停戰言和。主要人物是陸軍參謀本部支那課長影佐禎昭大佐，還有在華日本紡織同業株式會社理事長船津辰一郎，日本南滿鐵路駐京辦事處主任西義顯，同盟通訊社上海支局長松本重治，前首相犬養毅的三子犬養健等民間人士。影佐禎昭等主和派也在沒有政府批准的情況下，私下與中國接觸打探和平的可能性。高宗武和西義顯等人私交不錯，雙方不久就達成了初步協議：日方以寬厚的講和條件支援汪精衛出馬，汪精衛則脫離國民黨另立政府和日本簽訂停戰條約，實現兩國間的停戰與和平。
對於汪精衛來說，邁出這一步的確是非常艱難的。正如梅思平所說：“這件事也實在犯難，搞好了呢，當然對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