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餘，有力地打擊了匪特的兇狠氣焰。8月以後，剿匪鬥爭轉入大規模邊沿圍剿和深山進剿。以後，在西南軍區司令員賀龍、政治委員鄧小平的領導下，全體指戰員英勇戰鬥，積極發動群眾，依靠群眾逐步完成了艱鉅的剿匪任務，從而根除了大兩南的嚴重的匪患。
劉伯承出身農家，熟知西南農村的狀況和農民的疾苦。舊社會剝削階級的反動統治，災荒頻仍、兵連禍結，以致千里蕭條、民不聊生。他決心以強有力的組織措施迅速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使廣大城鄉人民的生活有一個較大的改觀，他在抓好城市生產的同時，抽出足夠的力量逐步把工作重點放到農村。除要求所有駐軍起到工作隊的作用外，還抽調了許多幹部，動員了大批工人、學生，到農村去開展工作。明確要求農村工作必須從基層做起，盛區以下各級領導機關在春耕期間，只留少數人員處理日常工作，大部分人員逐級下去督促，指導農業生產，並結合進行清匪治安、生產救災、合理負擔、反惡霸地主、改選舊保甲，以實際行動取得廣大農民群眾的信賴和擁護，然後適時地籌建農民協會，向封建地主勢力奪回農村的統治權，為爾後的土地改革創造條件。
經過各級黨委、政府的認真領導和廣大幹部、農民群眾的努力，西南地區農村的面貌發生了較快的變化，1950年的春季作物獲得了豐收。在6月中旬的中共中央七屆三中全會上，劉伯承報告說：“在農業生產方面，一般的年景是很好的，達到了七成收成，這個現象已是很好的了。由於我們西南軍政委員會把生產指示和減租減息政策一公佈，又有少奇同志‘五一’幹部大會關於經濟問題的講話，農民群眾表現出了極大的生產熱情，這在西南地區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對西南軍政委員會的全面工作，劉伯承於7月27日，在第一次全體會議上所作的《西南區的工作任務》的報告中，進行了這樣的總結：“西藏還待解放。其他地區在解放後曾經猖獗一時的匪特活動，又受到致命打擊，大部地區業已淨化。但在邊沿山地，仍然活躍，需要努力加以肅清。物價雖已穩定，但財政經濟狀況尚未獲得基本好轉。開支暫時不能減少，而公糧徵收僅達1949年的百分之六十，故赤字浩大，目前仍賴中央補助。此種情況如不在收入方面加緊努力，很難繼續下去。由於我們在經濟方面的努力，調整公私商業關係已見成效，市場開始活躍，城鄉內外交流開始疏暢，人民幣開始下鄉，成渝鐵路開始興築，整個工商業已顯現好轉的境況。但公私工商業困難仍多，國營企業只有少數開工，絕大部分還在維護狀態，私營工商業恢復和發展的條件，尚待繼續創造。農村手工業和副業在長期反動統治壓榨下，遭受到嚴重的破壞，亟待政府予以扶植。農民已有初步的組織和發動。他們在長期的封建反動統治、壓迫、剝削之下，已陷於極端貧困的地步，迫切要求減租減息、退押和實行土地改革，並從惡霸地主統治下解放出來。城市工人失業需要妥善地加以救濟和安置，社會上的廣大失業群眾需要在經濟的恢復和發展中謀求出路，少數民族熱烈地歡迎和擁護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軍。”
這一段總結，既說明了軍政委員會短短5個月的工作成績，也如實地反映了存在的問題和困難。表現出劉伯承仍然保持了戰爭年代那種實事求是、謙虛謹慎的作風，對成績不溢美，對問題不迴避。到10月下旬他奔赴新的工作崗位時，雖然西南區的清匪反霸、減租退押和各項經濟建設都已取得基本成功，西南軍政委員會的工作已初具規模，他還是謙遜地說：“西南軍政委員會的工作沒有達到應有的程度，我的責任是不可推卸的，補課的工作還請大家來做。”劉伯承總是用很高的標準衡量自己的工作。
第三節統戰工作的模範
在進軍西南之前，劉伯承就在國民黨川軍中做了許多工作。1946年11月滑縣之戰，國民黨軍第一○四旅旅長楊顯明、副旅長李克源被俘。這兩人系川軍舊人，劉伯承親自接見，並設宴招待。交談中劉伯承向他們詢問蜀中故舊，指出蔣介石利用內戰消除雜牌軍的陰謀，勉勵他們返回四川，為桑梓做一點有益的工作。楊李二人深感劉伯承和藹可親，語重心長，表示銘記劉伯承的忠告。原國民黨第十五綏靖區副司令官郭勳祺被劉伯承指派回川后，積極勸說潘文華、鄧錫侯等人棄惡從善，對他們發動起義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進軍西南之前，為了爭取四川的國民黨軍起義，劉伯承在南京透過關係，找到川軍第九十五軍軍長黃隱的侄子、黃慕顏之子黃實，要他輾轉返回四川，向川軍鄧錫侯、黃隱以及川軍故舊黃慕顏、韓伯誠等打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