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說明共產黨不念舊惡，歡迎及時棄暗投明、將功贖罪的一貫政策。並指示黃實，將在成都建立共產黨、解放軍交通站，告鄧錫侯等部與其聯絡，還將直接派聯絡人員去黃隱部開展工作。不久，劉伯承透過情報部門派出一位幹部，攜帶電臺聯絡訊號和密碼，經過重重險阻，間道黔江、涪陵，於10月間到達成都。這位於部透過黃實找到鄧錫侯、黃隱、黃慕顏等人，當場傳達了劉伯承、鄧小平對川軍故舊的問候和希望，指出二野部隊進川在即，川軍不應作蔣介石的殉葬品，而應早作準備，歸向革命陣營。考慮到四川的現狀和鄧錫侯等人還有顧慮，劉伯承、鄧小平提出了三個方案供他們選擇：一、解放軍未到即宣佈起義；二、解放軍迫近時才宣佈起義；三、不公開宣佈起義，但負責保護好地方倉庫和公共財產。這既體現了共產黨人顧全大局和寬大為懷的胸襟，又體現了設身處地為川軍人士著想的實際態度。鄧錫侯、黃隱等深為感動，種種疑慮為之一掃，遂決心起義。雅安劉文輝方面，劉伯承同樣派人作了聯絡工作，溝通了電臺通訊。國民黨軍政人員的紛紛起義和投誠，減少了解放西南的阻力。
對蔣介石嫡系胡宗南等部，劉伯承、鄧小平也沒有放鬆爭取工作。在軍事上堅決打擊的同時，在政治上堅持做到仁至義盡，及時爭取了裴昌會、陳克非、羅廣文等部的起義和投降，避免了更大的破壞和損失。
四川解放後某些上層人物利用起義為政治資本，在籌建人民政權時爭權爭位。劉伯承依靠黨組織和人民群眾，同他們進行了有理、有利、有節的鬥爭。有人提出“川人治川”的口號，意在排斥共產黨的領導。劉伯承在民主黨派和工商界人士座談會等場合，毫不留情地予以批駁。他用四川解放前軍閥連年混戰，人民飢寒交迫的事實，說明在反動階級政治之下，無論劉湘、楊森、張群，還是別的什麼人，都不可能治理好四川。只有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四川才能由亂到治，才有了大發展的希望。
起義、投誠部隊的中下層人員，由於受到國民黨特務的蠱惑、欺騙，普遍擔心算舊帳。特別是在訴苦運動中，部分軍官惶惶不安，害怕過不了關。
劉伯承親自出面作宣傳解釋工作。他在一次會議上說：“我們接收了大量的舊公務人員、起義軍人、投誠和俘虜人員。他們是後至者，他們要由消極因素轉變為積極因素。我們要管飯，要改造，要錄用，要整編。毛主席說：‘禹王治諸侯，後至者誅。這個政策是錯的。’後至者誅，誰還敢回到中國大家庭一起為人民大眾作好事呢？今天我們只要於人民事業有利，只要進步，只要願意改造，為大眾服務，就可以一齊來幹。”這一席話，安定了原國民黨軍政人員的情緒，使改造和整編工作得以比較順利地進行下去。
減租退押，遇到了西南封建地主階級的嚴重抗拒。從原國民黨舊軍人、工商界人士和民主黨派的頭面人物，到農村的中小地主，大部反對共產黨的這個政策，因為這直接損害到他們的經濟利益。而農村工作能否真正開展，廣大農民群眾能否發動，完全取決於減租退押政策的能否落實。劉伯承始終堅持了共產黨的原則立場，在減租退押問題上跟反對者進行了堅決的鬥爭。
他一再強調減租退押跟清匪、反霸一樣，是改造舊社會、建設新社會不可缺少的步驟。他鮮明地指出：“西南地區，特別是四川，土地甚為集中。軍閥官僚、土豪劣紳等封建勢力，用巧取豪奪的方式集中土地的過程，也就是農民破產失業的過程。農民迫切地要求上地，並從地主惡霸的統治之下解放出來。但是由於西南解放較晚，封建勢力特別強大，群眾尚未普遍發動與組織起來，實行土地改革的條件尚未成熟。故在今冬明春期間，應以清匪、反霸，減租、退押為中心。這個步驟不但可以初步解除農民的痛苦，為恢復與發展工、農、商業創造初步的條件，而且也是為明冬後春開始的土地改革運動打下堅實的基矗”在西南軍政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上，有些黨外人士對減租退押採取抵制態度。他們有的強調西南地區民窮財竭，地主實際不富，租、押一時難以減退；有的聲你會引起諸多糾紛，不要自找麻煩：有的說押金己按年扣祖，不該退還；有的藉口土改將行，何必多此一舉。更有的甚至重彈地主養活農民的老調。一時間議論紛起，人心不定。這股歪風在黨內也產生了影響，個別黨員幹部表現了動搖，乃至站到地主階級立場上說話。在西南局的領導下，劉伯承堅決執行共產黨的政策，團結認識較好的黨外人士，嚴厲批判了反對減租退押的謬論。他針對封建地主代表人物的錯誤言論，斬釘截鐵地說：“減租減息作為土地改革的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