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官員關心公共工程、道路、運河以及其他足以促進經濟繁榮的種種活動。他指出中國法律不僅懲惡而且賞善，例如皇帝禮遇有德之士。
重農學派企圖在法國和其他國家實行行政改革時，也從中國獲得啟發。他們預言將發生工業革命和現代中產階級的興起，強調私人財產不可侵犯。他們在反對重商主義時論證說，私人應當能夠積累財富，不受政府控制。1767 年，號稱“西方孔子”的重農派領袖魁奈博士，發表了他的《中國的專制主義》 。他論證說，雖然中國的皇帝是個專制君王，但他在自然法則的範圍內進行統治。中國社會接近於魁奈的有關致於完善的想法。那裡沒有世襲貴族。兒子承受父親的財產，但只有憑自己的學問和修養才能承襲他父親的聲譽地位。在他眼裡，中國是個崇拜上帝的自然神論社會。財產權似乎很有保障。賦稅由皇帝規定，除寺廟外沒有免稅的土地。魁奈確實指出，商業並不受到充分的鼓勵，官吏中間的貪汙和統治者的專制只是由於害怕百姓造反才稍有所節制。但總的說來，他對中國的評價是好的，併產生了廣泛的影響。
18 世紀的歐洲也有過一陣中國熱，熱衷於在藝術、建築、園藝、陶瓷和其他家庭裝飾如牆紙和編織品方面運用中國式圖案。富戶的宅第裡以擺設進口的或仿製的明代青花瓷為榮。英國托馬斯？ 奇彭代爾製作的精美傢俱和出於韋奇伍德之手的英國精瓷都飾有中國花紋。英國的中國熱以17 仍年在丘加登斯（即皇家植物園。一譯者）修築一座十層高的寶塔達到了最高峰。中國對近世早期歐洲的影響是這樣透過思想家和匠人的媒介而頗有選擇的引入的，他們以中國為例來發現他們所想發現的東西。這形成了一種風氣，因此至今仍有一些旅遊者帶著事先構想的對中國的最近印象前往該國。
19 世紀啟蒙運動者所持有的這種中國觀點，是第二手的、理想化了的。它被日後通商口岸那些對哲學不感興趣的商人和領事的誹謗而粗暴地粉碎了。
朝貢制度
從1842 年到1943 年整整一個世紀裡，中國受不平等條約的束縛，給西方的商業和宗教活動大開方便之門。雖然不平等條約體系在共產黨獲勝前終於被取消了，我們仍有必要用它來著重地回顧一下中國人民的愛國義憤。在美國，像南北戰爭或經濟大蕭條這類全國性災禍常被人在國內政治活動中用作號召；因此，現代中國的領導人也發現那種條約體系是喚起人民牢記國恥的寶貴象徵。蔣介石在其《中國之命運》一書中，把現化中國的一切弊病——經濟上的、政治上的、社會上的、心理上的和道德上的弊病——都歸咎於不平等條約，而共產黨對此的譴責甚至更加厲害和全面。
對於西方列強強加於中華帝國的不平等條約，如果要了解其單方面的和不平等的性質，我們就必須回顧一下中國首先強加於西方來客的古老朝貢制度。這個古老的中國製度，也同取代它的條約體系一樣，是不平等的。
朝貢制度是儒家主張用於對外事務的一種辦法，根據他們的主張，中國君王行使政治權力是有倫理依據的。正如仁君之能以德感召中國人民一樣，他也必然會吸引化外的夷狄到中國的朝廷上來。對儒家學者來說，如果邊睡的未開化部族不能欣賞中國的優越文化，從而企求享受中國文明的好處，那是不可思議的。既然皇帝受命於天統馭萬民，他自宜對一切“遠方來人”表示仁慈的胸懷。而皇上的慈恩就理應由外來者的俯首恭順來予以報答。
一旦外國人承認了天子獨一無二的地位，仁慈皇恩和俯首恭順之間的相互關係就必然要在禮儀的形式上表現出來，分別表現為正式的賞賜和獻禮。於是獻禮朝貢就為中國朝廷的一項禮節。它象徵著接納夷狄來沐受中華文化。這是賜予的一種恩典和特權，並非恥辱。當古中華帝國的影響在幾百年的過程中擴散到東亞其餘各地時，朝貢關係的禮節就發展成為一種手續，藉此讓帝國以外的番邦在澤被四海的以華夏為中心的天下，取得一定的地位。
當歐洲人最初經海道來到中國時，中國朝廷自然希望他們遵守這些禮節。按清代彙編的律例，外國來朝廷進貢的君主應接受皇帝承認他的藩屬地位的冊封。他還應當接受顯貴的頭銜和用於簽署奏章的欽賜印璽，奏章上註明的日期應奉中國正朔。當其所遣貢使，來華時其人數不得超過百人，其中2O 人可循帝國釋道進京。貢使在京住下後，受到妥善的保護和接待。最後他們奴見皇帝。當貢使跪拜叩頭時，在場的人無不興高采烈。早期歐洲的使節，如1795 年向清廷進貢的悻悻不悅的荷蘭人那樣，覺得這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