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最後因祭禮之爭而遭敗落。這是一次長期的爭議，對方為多明我會和方濟各會的教士，他們在菲律賓完全不同的環境下取得成功後來到中國，指責耶穌會教士過於遷就，藐視了教會明文規定的律法。當教皇出面支援這種攻擊時，偉大的康熙皇帝支援了他朝廷裡的耶穌會教士。在這樣兩位誰都認為自己高於對方的大人物之間，妥協是不可能的。康熙的繼位人禁止了基督教，認為它是從事顛覆活動的異端。教皇終於壓制了耶穌會。
透過這種早期的接觸，北京的中國優秀學者已經瞭解到了西方最佳的學術。但結果如何呢？17 世紀中國最大文人顧炎武只能重複官修《明史》 中的無稽之談，說什麼：“葡萄牙乃爪哇之南曾遣使索購小兒為食。”1774 年的欽定《四庫全書》中說利瑪竇謊話連篇：“其所稱五大洲無非是荒謬奇談。”總之，明代鄭和雖七下西洋，卻始終沒有接觸到什麼義大利、葡萄牙或歐羅巴。中國早期關於西方的知識沒有起到什麼影響，而且儘管貿易在繼續進行，它卻被限制在帝國南端的廣州。
同時，早期俄國人在陸上越過西伯利亞同中國的接觸，進展得比較慢，雖然到頭來這種接觸更為經久。17 世紀中葉，有幾股哥薩克人深入北滿，但他們越過西伯利亞大片荒涼區域糾集到那裡的力量，還不能同中國沿海的歐洲戰艦相比擬。1689 年尼布楚條約以後，清廷迫使俄國人停留在黑龍江流域之外，達一個半世紀之久。1728 年的一項商務條約容許俄國在北京駐一非外交性的宗教使團——幾名教士和學習語言的留學生——它的商人則被嚴格地限制在恰克圖，這是蒙古北疆位於西伯利亞一側的遠方商業中心，可說是在寒冷地帶相當於帝國南方濱海的廣州那樣的地方。這樣，俄國人的商務關係也像所有其他外國人的商力關係那樣受到控制，但俄國人經陸路進行的政治接觸，一開頭就不同於歐洲人經海路進行的政治接觸。俄國逐漸像亞洲腹地的蒙古各部族一樣，成為接壤的鄰國，不過位置更遠些罷了。
中國對歐洲的影響
在同中國開啟關係這方面，歐洲是尋釁的一方。因此歐洲就先感受到這種新關係的影響。這實際上並不奇怪，因為歐洲人對外來的刺激反應靈敏，他們才遠征海外，並使他們對海外發現的事物十分敏感。直到一個半世紀以前，中國在西方生活中還比西方在中國起了較大的作用。由於我們從自己的過去承襲了這種狀態，如今美國人對中國社會的理解仍是歪曲，並且未免有點莫名其妙。
歐洲人在16 、17 世紀從海路發現了亞洲，這徹底改變了他們對世界的看法。在大規模航海時代以前，除了馬可？ 波羅時代同中國短暫的接觸之外，歐洲人所知道的同時代社會，只有穆斯林和土耳其人的社會；那是在他們所知世界邊疆上的異教徒，是中世紀基督教徒與之鬥爭的物件。甚至在16 世紀的歐洲，所出版的關於土耳其人的書還比論述新世界的書來得多。但歐洲人突然發現亞洲有一些強大的王國和古老的社會，它們不信基督教，並且雖然沒有得到基督教的好處，居然也存在了許多世紀。這種發現終於對西方的思想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這些新事實的含義，只是到了18 世紀啟蒙運動時期才充分顯示出來。在這個運動中，自然道德觀與神所啟示的宗教之間的衝突達到了頂點。人們以中國為例，來支援毋需啟示而只要透過自然秩序便能發現神這種學說。17 世紀耶穌會教士從北京發出的信中，把中國描繪得非常光明美好，就好象告訴人們說，縱然沒有神所啟示的宗教，人仍能做出有道德的行為，它在許多方面是符合基督徒的標準的。這就為啟蒙運動所追求的使道德與宗教分家的目標，提供了理論基礎。1687 年儒家經典著作在巴黎譯成拉丁文出版，又為這一理論提供了引經據典的證明。像萊布尼茨那樣的作家，早已深受中國思想的影響。他宣稱中國人在有實效的社會組織和社會事務的管理方面，實際上比歐洲高明，即使歐洲在理論研究上仍較優越。那一代歐洲人力求證明，即使沒有宗教，自然法則（Natural Law）也可為人類的各種制度奠定基礎，對於他們來說，中國提供了一個圓滿的答案。在經典著作中所描寫的中國，一位哲學家式的君主真像其子民的慈父那樣。
啟蒙運動時期的作家中，有伏爾泰在其1756 年出版的《道德論》 裡討論了中國政府，大大抬高了中國政府的聲譽。他說中國的最高成就是“道德和法律”。中國官吏是人民的仁慈監護人，整個國家就像一個大家庭，公共福利是政府的首要職責。作為這個論點的依據，他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