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 年起，航海家亨利親王幾乎每年都派出船隊進行探險。但他們直到1445 年才到達西非的維德角，而其時明廷已終止航海活動。在規模上，中國船隊比葡萄牙的大得多，而在航海技能上，即使並不比葡萄牙人優越，也至少可以與他們媲美。然而，中國船隊儘管綽有餘力，卻缺乏繞道非洲前往歐洲的推動力，甚至連建立貿易據點的動力也沒有。中國和葡萄牙的航海人員能力相似，這使他們動機上的差異顯得更為突出。中國人完全缺乏歐洲人那種力求擴張的強烈慾望，這一事實就使兩者的成果大不一樣。從戰略上講，明廷不得不對付隨時會死灰復燃的蒙古威脅，不得不抗擊來自北方邊疆的不斷入侵。航海遠征無助於對付蒙古人。明朝的遠航以及他們在達？ 伽馬之前50 年就停止航海這件事，說明其主要原因是中國的自給自足。
早期海上接觸。葡萄牙人與中國海上通商之後，自1514 年起開始貿易和傳教。這一過程以300 年後形成的當代不平等條約體系達到最高峰。新的中一歐關係的主要焦點是貿易。葡萄牙人把中國絲綢運到日本，並把東印度群島的香料運往歐洲。他們的商業控制地區以分佈各處並且設防的一系列貿易據點為基礎，這些據點遠及印度、馬六甲、長崎和1557 年後廣州附近的澳門。造出較大的船隻和火炮，利用羅盤和星盤儀導航，備有書面的航程指南，這些使葡萄牙人在東方海域得享稱雄達百年的歷史。他們在17 世紀被荷蘭人和英國人所壓倒，後者的東印度公司組織得比較完善，財力也比較雄厚，而一系列類似的貿易據點則繼續為歐洲人的深人遠東提供方便。每個前哨基地都包含了企業統治的種子——要求國家主權，熱心基督教傳道，要求按西方法律手續辦事，加之流動資金充足，軍事技術優越——這一切都在東方海岸上紮下根來，一旦條件許可，就會立即發芽生長。
不久，西班牙人從馬尼拉、荷蘭人從巴達維亞（即雅加達）向附近地區擴張，建立殖民地。但是，日本和中國處於17 世紀新的中央集權政府管轄下，尚能暫時把歐洲人隔離在一些指定的口岸如長崎、澳門和廣州，這些地方成為19 世紀通商口岸的前身。
日本和中國與西方接觸所產生的反應，有時間上和程度上的顯著差異。日本的反應來得較快，勢頭較猛，雖然中國終於也按大致類似的方式作出反應。在第一批葡萄牙人於1542 年到達日本後，不到40 年，就有75 名耶穌教士在那裡工作，擁有15萬左右的信徒。然而，過了100 年，到1640年，日本斷絕同西方的往來並禁止基督教。在中國，這個過程進行得比較緩慢。耶穌會的創始人之一方濟各？ 沙勿於1549 年進人日本，但在巧52 年卒於中國沿海。在他之後200 年間，約有463名精選幹練的傳教士繼續想在中國傳播基督教，他們的虔誠專注和堅忍不拔的精神是很少有人超過的。偉大的耶穌會先驅者利瑪竇（1552…1610 年）花了20 年功夫，才一步一步從澳門的葡萄牙僑民社會走進了北京的宮廷。
耶穌會的成功。耶穌會教士來到中國的時機正合適，那時明末社會混亂，聰明人渴望獲得新思想，哪怕外來的新思想也行。利瑪竇立即看出怎樣才能廁身士大夫俊傑的行列。他脫下原來穿的佛教僧服，換上士人的長袍。他不去教堂傳道，專同三五成群的優秀人士交談。他接受了漢代儒家早期的經典著作，？為宣傳基督教義而引述孔孟學說，只對那更為系統化的宋儒理學提出質疑。他允許人們對祖先和皇帝敬禮叩頭，認為這是合乎基督信條的俗禮。所有這種在文化上的遷就，加上他那儀表堂堂的儀態、他對漢語的精通以及所顯示出來的西方技術－時鐘、稜鏡、世界地圖、歐幾里德幾何——使他博得別人對他的好感。他也像中國的儒士文人那樣，在官員中間找到了靠山，隨同他們生活和出遊。他和同僚們建立了友誼，透過學術討論和斯文的禮節，同明末的一些高官包括東林書院的道德改革派交了朋友。最後，利瑪竇在北京獲得皇家棒祿，並由皇帝賜地安葬。
利瑪竇的後繼者在明末清初的中國做官，主持欽天監，修皇曆。事實上他們是來自西方的第一批技術專家，被滿族統治者作為有用的朝臣留下，他們能繪製皇朝輿圖，或給圓明園修建模仿凡爾賽宮的噴泉。耶穌會教士用古文體裁出版了幾百種書，使中國人能獲得西方的很多科學知識，同時把基督教說成是一種智慧和倫理的體系，符合孔子的原有教導。
耶穌會教士在北京活動了100 多年，把中國的情況介紹給歐洲，把歐洲的情況介紹給中國，